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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直接投資范文第1篇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海外直接投資范文第2篇

【關鍵詞】海外投資；保護制度；投資保險制度

伴隨著外國資本大量進入我國，我國國內企業開展海外投資也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到境外投資辦企業，是我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種方式。為了實現生產和經營的全球化戰略，我國海外投資的步伐必將進一步加大，伴隨著這一進程的加快，對海外直接投資進行法律保護的問題日益明顯；確立海外投資的保護制度，應本著以全面、有效，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為指導原則，通過制定專門的海外投資保險法規，完善合格投資的規定，完善合格投保人的規定，完善合格東道國的規定，完善投資爭端解決機制等等一系列全方面的措施來實現對海外投資的有效保護。

一、確立海外直接投資法律保護制度的指導原則

（一）全面、有效原則。所謂“全面”是就保護措施的種類而言,并不只單單為直接的經濟援助,而且包括提供各方面的服務,甚至是有助于爭端解決方面的幫助;所謂“有效”是就實際效果而言,既可以針對海外直接投資領域,也可以針對國別甚至個案,原則就是采取的保護措施要適其所需,確實能發揮實效。

（二）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原則。海外投資是國家經濟發展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對資本輸出國既具有積極作用又具有消極作用。就消極作用的方面來看，例如資金的過流出很可能導致國內資金緊張，外匯短缺的不好的后果，海外產品的返銷將沖擊本國的生產和銷售，盲目的技術出口降低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國內企業面臨更大的商業壓力和風險等等。

二、對海外投資法律保護的法律淵源

根據跨國資本流動實踐，海外投資活動主要受到國際法(包括BIT和多邊投資協定及國際慣例)和國內法(包括東道國國內法、投資者母國國內法，有時還可能包括第三國國內法)的調整、保護和管理。用法律手段創造較好的投資環境，對海外投資既進行有效的鼓勵和保護，又對其進行必要的監管和引導，不僅可以推動國際經濟合作的發展，而且也能有效平衡并保障投資者、投資者母國和東道國的利益。本著條約必須遵守的原則，與海外投資有關的當事國首先必須履行國際法，保障BIT和多邊投資協定在國內實施。為了保護本國利益，幾乎世界上所有國家作為東道國時都會對外國投資進行規范。而根據國際法的慣例，屬地管轄權往往優先于屬人管轄權。因此，海外投資活動遵照法律效力優先順序依次應為:國際法、東道國國內法、投資者母國國內法及第三國國內法與國際慣例。當然，第三國國內法一般為投資當事人協議選用;國際慣例則在沒有法律依據時，在合同內容里被采用。

三、對海外直接投資應采取的域外保護措施

（一)利用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海外投資保險是資本輸出國政府對本國海外投資者在國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風險提供保證或保險，投資者向本國投資保險機構申請保險后，如果承保的政治風險發生，致使投資者遭受損失，則由國內保險機構補償其損失的制度。

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以影響投資者的安全與利益和資本輸出國利益的政治風險為保險對象，資本輸出國對由東道國政府所引起的諸如征收或國有化、外匯禁兌和轉移、戰爭和內亂等非投資者所能控制的、投資者不能靠自身的力量保護自己的風險進行承保，從而達到解決海外投資者的顧慮、鼓勵其對外投資并保證其投資安全與利益的目的。由此可見，這種制度是對海外投資進行直接保護的措施。

（二)切實支持海外投資海外經營是財力和綜合實力的競爭與較量，沒有一定的企業規模和財力基礎，缺少有力的資金后盾，必將制約海外投資的發展，降低海外投資的成功率。雖然海外投資活動能否成功是企業自身的事情，政府不能越俎代庖，但政府負有保護責任，應當成為企業的堅強后盾。政府可通過采取對海外直接投資的支持性政策，壯大企業實力，提高其競爭力和抵御風險的能力。

（三)對海外投資實施適當監管對海外投資監管，顧名思義是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對境外企業監督管理。對于投資母國來講，其海外投資通常會對本國經濟的發展產生積極和消極的雙重影響。在一般情況下，海外投資作為一國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重要手段，對該國經濟的發展，在國際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具有積極作用。但是，如前所述，海外投資也可以對該國經濟的發展產生不良影響，同時海外投資對投資者也是獲利與虧損二種結果并存。為了興利除弊，投資母國都會對海外投資采取相應的監督、管理甚至限制性的措施。我國對海外投資監管的作用，表面上是為了減少國有資產流失、規范境外企業財務管理和外匯制度等，但實質上是為了減少海外投資風險，保障海外投資積極、穩妥、健康地發展，這也是一種保護。這種保護側重于防止問題的出現，即使出現了問題，也力求將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以使出現的問題不妨礙海外投資的發展，因此可以將它視為一種預防性保護。

海外投資說到底是企業的自主行為，政府的監管以適度為基本要求。具體表現在對海外投資者的經營活動進行監督、外匯管制、禁止國外賄賂行為、規范海外企業財務管理等，通過監管，改變那種出去后無人管、經營成敗無人究的狀況，保證我國海外投資健康的發展。

（四)國家重視外交保護權的行使外交保護是國家對于本國國民在外國的合法權益遭到所在國的違反國際法的侵害時通過外交途徑所采取的保護措施。國家對其受到他國違反國際法行為的侵害而又未能通過一般途徑獲得他國充分賠償的國民，有權加以保護，這是國際法的一項基本規則。外交保護在國際投資中是以解決外國私人投資者同東道國之間投資爭議的方法而存在的，它是在投資者的合法權益受到東道國不法侵害時，國家可代表其國民向它國提出國際請求，因而它是投資母國對本國投資者利益的事后維護，是一種事后保護性措施。

但是依據國際法原則，一國的國民在他國領域內，原則上應服從該所在國的管轄，其身體和財產也應由所在國給予一定保護。當受到不法或不當侵害時，也應依所在國國內法的規定，尋求司法或行政上的救濟。只有依此而得不到救濟時，本國政府為保護其國民利益，才能以所在國為對方，通過外交途徑行使外交保護權，尋求適當救濟。所以，作為解決投資爭議手段的外交保護權，只能在一定條件下(即受害人持續具有保護國的實際國籍、投資者的合法權益遭到所在國的非法侵害、受害人用盡當地救濟)才能行使，而且投資母國行使外交保護權時有將私人投資者同東道國之問投資爭議上升為投資母國與東道國之間國際爭端的危險，因此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投資母國方能使用外交保護權。

上述對海外投資可能遇到的政治風險提供保險、提供資金援助和服務、對海外投資監管、適當運用外交保護權這四種措施，從不同角度化解了海外投資的風險，增強了海外投資者的競爭力，從而達到了對海外直接投資保護的目的。但海外經營說到底是企業的自主行為，有許多影響企業經營成敗的因素，投資企業不可盲目依賴于政府可提供的保護性措施，而應恰當運用政府可能提供的這些措施。

伴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步伐加快，海外投資無論在金額上還是地域分布上均呈現方興未艾的趨勢。各國都積極通過各方面的措施化解了海外投資的風險,增強了海外投資者的競爭力,從而以達到對海外投資的保護。我國作為正處于經濟迅速發展中的國家，更應正確了解本國關于海外投資的現狀和目前在海外投機過程中面臨的一些實際出現的問題，通過完善相關的制度試圖做到對于海外投資更全面的保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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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直接投資范文第3篇

[關鍵詞] 國外直接投資 新興市場國家 人力資源挑戰

一、引言

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間，中國已經成為國外投資所向往的投資的熱土。基于對全球首席執行官和首席財務官的年度調查，自2002年后，中國每年都位居A.T.Kearney國外直接投資者信心指數榜首位。隨著中國本土企業的不斷成熟，國外投資對中國源源不斷的流入已使得Kanter（1995）所定義的“世界公民”變得炙手可熱。所謂世界公民，即那些具有全球觀念，管理和專業遠見，以及能達到世界級水準的人。這種對世界公民苛刻的需求已經形成了一種被Farrell和麥金森公司的Grant譽為“富足中的短缺”的局面――也就是說，盡管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在當前追求國內外經濟持續繁榮的雙重目標時，卻面臨著嚴峻的人才短缺形勢。這一狀況將導致國與國之間日益激烈的人才爭奪之戰。筆者從外來直接投資意愿的角度，認識和分析中國人力資源將面臨的種種挑戰。文章著眼于分析中國是否有能力吸引或挽留有利于促進其外來國外直接投資意愿的急需人才這一問題。

二、中國人力資源與“富足中的不足”相反的事實

中國因其廉價充足的勞動力變成了“世界工廠”。在經歷了一段時間后，這種資源已經成為某種不利條件――人員短缺現象在中國的各層次員工中都日顯惡化（Barboza,2006）。據Fuller（2005）統計，廣東和福建――在過去20年中兩個經濟增長速率最快的南部省份，其每份藍領工及技工工種作業的缺口分別為88人和16人。但這篇文章的研究重點并不在于那些組裝線上的工人。相反，我們關注的重點在于管理和專業人才領域所面臨的人力資源挑戰。在文章中，人力資源被普遍認為是“腦力勞動者”（經濟家，October7,2006）和“知識分子”（Drucker,1994）。

就Farrell和Grant所言，中國現需75000名管理人才，而相關人才僅為5000人。Hewitt組織指出了因人才不足而引發的管理層面上的高缺口現象――2004年，全國平均水平已由2001年的8.3%上升至11.3%。形勢在某些領域顯得尤為嚴峻。如營銷行業，全國平均水平高達14%；在一些主要城市，諸如北京和上海，缺口分別高達14.9%和14.5%。用百安居亞洲區總裁Steve Gilman的話來說，“人才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

與不成熟的市場相比，在任意一個成熟的市場中對競爭對手人才挖角會顯得更加容易。種種挑戰在規模較小的企業中顯得尤為尖銳。 F&G中國電器是西班牙一家在華投資的小型電器生產商，其總經理Jurgen Viethen抱怨道，盡管已經把企業的關鍵職員的工資上調了50%，他仍舊為如何吸引和挽留員工而感到頭痛：“我把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了人力資源而并非銷售上。”

三、對中國人才短缺及高流失率的認識

導致上述中國人才短缺及隨之而來的高流失率現象，原因是多方面的。

1.來自外資企業的需求。根據2005年一份題為“跨國公司及研發機構的國際化”的世界投資報告（WIR），來自世界各地各行各業的跨國領軍企業都把中國列為進行研發擴展的首選，先于美國和印度。2005年，中國共有750家外資研發機構，較2001年相比翻了三翻。

2.中國政府致力發展為“技術發電站”的目標。中國政府希望能在不久的將來發展成為“技術發電站”。為實現這一目標，2005年，中國國務院下撥294億美元作研發基金。而在印度，同年國家研發預算為49億美元。中國希望截至2020年其研發開支能夠占到其國內生產總值的2.5%，而美國同類支出為國內生產總值的2.7%。（Lemon，2006）據歐盟委員會預計，到2010年中國的研發開支很有可能超過歐洲（Minder,2005）。

3.中國跨國企業的興盛。據世界銀行統計，約有三分之一的海外中國企業虧損，在虧損企業中，有65%的企業倒閉。在一項對150家海外經營的中國企業進行的研究中，Battat和Aykut發現，超過半數的答卷者“在理解東道國的文化上面臨著重大或非常重大的挑戰”。以中國TCL和法國的一家跨國企業――阿爾卡建的國際合資企業為例，在經過短短九個月，企業便宣告解體，盡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多數分析專家均同意，文化上的不相容給了這次短促的聯合致命的一擊――阿爾卡特所有的高級執行官及營銷人員在合資企業成立后不久便宣告離開。盡管嘗試縮小兩個不同的企業文化和跨國文化宣告失敗并不等同于人力資源短缺，但是這種失敗遏制了后者的不足。

4.制度冗繁和不健全。制度冗繁和不健全指的是社會結構中“逐漸深化及愈賦彈性的方面”（Scott,2004,第一頁），它們致使了組織和單一民族國家中的低效率現象（Meyer,Boli, Thomas and Ramirez,1997;Oliver,1997）。Roth和Kostova指出，在新興市場國家中，制度冗繁和不健全會增生擴展。拿中國為例，許多因素共同作用，造成了制度上的不健全。它們包括:①工程項目上的理論與實際相脫離;②國有非政府經營企業理念;③中國留學生的高國外留滯率。

5.工程項目上的理論與實際相脫離。盡管中國每年有60萬名工程學專業學生畢業――其數量為世界之最――但中國的工程項目側重的卻是理論研究并非實際運用（Iype,2006）。Farrell和Grant提到，在中國現有的160萬工程師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具有在外資企業中工作所需的實際經驗和語言運用能力（Iype,2006）。要想變成“技術發電廠”，國有非政府經營企業及中國本土企業同樣需要能夠縮小理論和實際差距的工程師。

6.國有非政府經營企業理念。對外開放以前，中國經濟的工業頂梁柱一直是國有非政府經營企業。在國有非政府經營企業中，由于國家擔負所有盈虧，對企業領導和員工缺乏激勵機制。期間，教育和管理的發展被嚴重中斷，導致了一代領導層的缺失。此外,在孔孟文化的影響下，傳統的中國式教育側重反復的死記硬背而并非分析性思考。因此，這樣的困惑使得Hewitt組織的Stella Hou感慨道：“中國的勞動力主要匱乏的是管理技能，領導才華，創新能力，還有自主冒險的精神，也不懂得營銷以及進行相關研究（Sellami，2005）。”另有，在中國計劃生育政策下，很多家庭的獨生子女變得“以自我為中心”，缺少“社交技能”，而在知識經濟中，團隊合作卻是制勝的關鍵所在。

四、逐日增長的“無界限”中國勞動力的本質

與其向來重視教學一樣，中國支持派送人員出國學習最先進最突出的發展成果，借以重拾先前“世界中心”的地位。改革開放初期，國人出國是由國家提供經濟資助，因此他們也就有義務歸國。但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中國移民政策的放寬，以及國民生活的日益富足，更多的中國人選擇自費出國留學。因此，他們也不再有義務在學成歸國。據中國教育部統計，在1978年～2002年間，中國約有5.8萬人出國求學。當然，也有約1.5萬人學成后歸國，歸國率僅約為25.86%，即使歸國率在近年有所增長。

海外直接投資范文第4篇

摘 要 由于經濟全球化、加入WTO以及中國經濟中心的地位使得上海成為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高地”。基于1982一2004年上海市時間序列數據,雙對數回歸模型,對FDI與上海市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發現FDI是上海市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從而得出FDI是促進上海市經濟增長的積極因素之一。

關鍵詞 外商直接投資 上海地區 格蘭杰因果檢驗 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30年以來,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資本流動和產業轉移使流人中國的外商直接投(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FDI)以平均每年30%的速度遞增。2002年中國外資流人量占據了世界資金流動總量的8.09%,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外資流人國,從而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外國直接投資目的國。考慮到目前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速有趨緩的趨勢。

因此,在當前中國新的發展背景下,重新審視FDI對上海市經濟增長的影響,對上海市主動調整外資政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科學依據。

一、FDI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相關研究

國際上關于FDI對經濟增長影響的研究成果眾多,且多數證明了二者之間的正相關關系。其中尤以美國經濟學家H.Chenery和A.Strout在1966年提出的“雙缺121”模型最為著名,A.BendeNabende和J.L.Ford(1998)發現FDI通過刺激私人固定資產投資和增加出口促進了臺灣經濟增長。Li以84個國家1970―1999年的數據為研究對象證明FDI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強烈的內生關系。

國內學者對FDI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也展開了豐富的研究。吳曉彤、韓太祥運用協整檢驗等計量經濟學方法證明FDI與長三角地區GDP之間具有正相關性。曾國平、祝伽伽利用1985―2004年重慶市數據,運用協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檢驗,對FDI與重慶市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兩者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二、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雖然上述文獻都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了FDI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以及FDI對經濟發展的促進或啟示,但是缺乏對二者關系的定量化的實證分析。本文試圖通過近23年的統計數據來驗證FDI對上海經濟增長的影響。

協整檢驗

由時間序列計量經濟學的知識使我們知道,對于兩個非平穩時間序列來說,如果它們具有相同的單整階數,那么它們的線性組合有可能就是平穩的,也就是說它們之間有可能存在協整關系。該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在多變量向量自回歸(VAR)系統回歸構造兩個殘差的積矩陣,計算矩陣的有序本征值(Eigenvalue),根據本征值得出一系列的統計量判斷協整關系是否存在以及協整關系的個數。

由檢驗結果可以看出,極大似然率為15.66280,分別大于和小于顯著性水平為5%和1%時的臨界值15.41和20.04,所以在5%的條件下拒絕原假設,認為兩個序列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再看表中的第二個極大似然率為2.068784,分別小于顯著性水平為1%時的臨界值3.76,顯著性水平為5%的臨界值6.65。那么我們就接受原先的零假設,即表明兩個序列之間只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基于以上分析,我們就可以放心地進行兩個變量的回歸分析,而不必擔心回歸謬誤的產生。回歸時,為考查外商直接投資相對變化所引起的上海經濟增長相對變化的大小,我們采用的是雙對數回歸模型,由檢驗結果可以看出,FDIt、GDPt兩個序列之間只存在一個協整關系。接下來對兩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得到的結果如下:

lnGDPt = -1.290668+0.584781lnFDI

t = (-2.692272 13.72228)

F=188.3009 R-squared=0.899666

DW=1.427573

該模型的F檢驗、常數項和lnFDI,回歸參數的t檢驗在1%的水平上都是顯著的;判定系數R2的值相對較高;德賓―沃森統計量DW=1.427573,位于本模型在5%顯著水平上自相關檢驗的上下臨界值之間,尚不能判明自相關是否存在。這些表明,該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由模型估計得到的參數可以有這樣的結論:外商直接投資額每增加1個百分點,該區域經濟增長就會上升0.584781個百分點。

三、研究結論以及相關建議

海外直接投資范文第5篇

內容摘要：我國直接投資發展迅速，增長勢頭強勁，海外投資規模的急劇擴大，其中彰顯的突出問題是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戰略規劃的缺失，最終導致的是“中國”和海外直接投資收益率較低，因此制定海外直接投資戰略規劃意義重大，主要包括：根據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分析國內產業的實際狀況，制定對外直接投資產業規劃；根據企業競爭力的強弱制定區位選擇規劃；根據世界經濟發展規律制定海外投資時間規劃，以及企業微觀規劃與整體規劃的協調。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國家戰略規劃 中國 核心問題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國家戰略規劃研究的意義

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歷史短但發展迅速，2000年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對外直接投資經過12年的發展，無論從規模上還是從行業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國從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變成對外直接投資額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以礦業和油氣領域為主的中國第一輪海外并購熱潮正被農業、制造業、金融服務以及汽車領域所取代。2002-2011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速達52%。2008年到2011年，美國經濟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使得世界經濟發展速度明顯放緩，很多歐洲國家困難重重，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這一階段卻仍然迅猛發展，增長勢頭強勁，很多企業海外并購擴張的過程中也忽視了國家方針政策，整體呈現為一種國家戰略協調缺失的嚴重混亂狀況，直接導致的結果是企業海外投資收益率較低。我國海外直接投資實踐比理論發展迅速得多，盲目性也更大，要讓我國企業對外投資健康發展下去，政府應該制定整體性的戰略規劃，引導國內企業選擇正確的投資目標、投資方向和投資策略，切實提高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率。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國家戰略規劃缺失產生的問題

（一）造成經濟損失慘重

石油、天然氣、銅、鋁等國內緊缺的戰略資源，仍然是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重點。國內企業有著濃厚的買漲不買跌的心態。因為擔心進一步上漲，價格越漲越買，而且不管多高的價格，只要能夠保證有資源，國家也不會追究這些企業的責任。結果，重視眼前現貨，忽視投資戰略規劃，總被國際戰略資源市場牽制著，處處被動，經濟損失慘重。

（二）并購成功率較低使得海外直接投資理想較難實現

Dealogic公布的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企業跨境收購的失敗率為全球最高，達到12%；2010年，這一比率降至11%，但仍為全球最高。相比之下，美國和英國公司2010年海外收購的失敗率僅為2%和1%。我國海外直接投資戰略的缺失使得海外直接投資并購成功率較低。

（三）惡性競爭造成哄抬并購價格

市場經濟中，企業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但在海外并購的很多案例中，經常會出現多家中國公司之間相互競價，最終抬高的是并購價格。并購中的企業相互競價固然不可避免，但是如果考慮整個國家的戰略進行適當地協調，那么有些惡性競價的行為應該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企業海外并購中更多的是考慮公司的利益，而不是整個國家的發展戰略，而競價的結果往往導致并購成本高升，即使并購成功，高昂的并購成本也使得并購收益大大降低。例如，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銀行都與新加坡的淡馬錫控股有限公司接洽，討論購買其在標準渣打銀行的股份；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在蘇丹一個管道項目上互相競爭；因此，缺乏戰略規劃產生的惡性競爭哄抬價格，損害了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收益。

（四）對外投資隨意性大造成海外重復投資

我國尚無對外直接投資的整體戰略和行業規劃，也沒有明確的產業政策和行業導向。由于對外投資缺乏統一的導向、協調，各部門各地區之間以及企業之間各自為政，對外投資隨意性大，例如，高科技領域、勞動密集型領域、基礎建設領域近幾年海外直接投資發展迅速，造成企業海外重復投資，在國外市場上我國企業相互之間惡性競爭，加上西方國家善于搬弄是非、挑撥離間，使我國企業與當地企業相互對立，嚴重破壞我國境外投資環境，影響整體投資收益。

（五）“中國”成為重要投資障礙

實際中由于缺少戰略規劃，一個小型的外國市場同一行業突然出現數家實力雄厚的中國企業，或者在并購一家外國企業時同時出現幾家資金雄厚的中國企業，使得東道國政府和企業非常擔心，進而對中國企業層層設限，加上媒體經常用夸大的語言報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于是“中國”出現了，現在已經成為我國對外投資的重要障礙。

（六）對外直接投資收益不佳

根據商務部統計，我國企業海外投資65%都陷入虧損。另有估算指出，2008年我國企業跨國并購的損失超過2000億元人民幣，已超出當年新增的并購規模。海外直接投資收益不佳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這些問題的產生與戰略規劃缺失密切相關。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國家戰略規劃應解決的核心問題

（一）緩解或避免“中國”的影響并提高我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成功率

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規模不斷擴大，“中國”成為影響我國海外經濟利益的重要障礙。因此，通過積極、正面的溝通，打消投資東道國的疑慮，加強境外公關能力建設勢在必行。要大力宣傳我國對外投資對東道國經濟建設的積極影響，比如帶動資金和技術，增加當地的就業與稅收，改善當地的基礎設施，提高經濟增長率等。在宣傳中，要注意引用一些鮮活、生動的案例，增強形象宣傳的正面效果。這就為雙邊投資和經濟合作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通過戰略規劃，從行業、產業、投資區位、時間段等方面進行限制，避免產生“中國”，提高我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