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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第1篇

【關鍵詞】財政；政策；經濟增長；影響

我國一直把財政政策作為一種常用的宏觀調控手段，根據各時期經濟形勢的不同，采取了不同類型的財政政策。目前我國的財政政策己經形成了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以經濟手段為主的間接調控體系。從中國財政政策實踐來看，財政政策確實可以明顯的刺激經濟增長。當前我國正處于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時期，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這些問題的解決都依賴于財政政策的有效調控。但是對于財政政策的運用依然存在很多不足，亟待我們研究和分析。

一、財政與財政政策

（一）財政

要研究財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財政。財政是政府的"理財之政"。"財政"一詞，二層含義：1.從實際意義來講，是指國家（或政府）的一個經濟部門，即財政部門，它是國家（或政府）的一個綜合性部門，通過其收支活動籌集和供給經費和資金，保證實現國家（或政府）的職能。2.從經濟學的意義來理解，財政是一個經濟范疇，財政作為一個經濟范疇，是一種以國家為主體的經濟行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國民收入用于滿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動，以達到優化資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經濟穩定和發展的目標但是，目前學術界對于財政的定義還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較多關注的包括再分配論、政府收支論和公共財政論。

（二）財政政策

明確了財政概念，就可以對財政政策加以研究。財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財政理論為依據，運用各種財政工具，為達到一定財政目標而采取的財政措施的總和。簡言之，財政政策是體系化了的財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實現財政職能。同時，它也是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形勢和任務制定的指導財政分配活動和處理各種財政分配關系的基本準則，是客觀存在的財政分配關系在國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也是國家實施財政宏觀調控的過程。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又是國家干預經濟、實現國家宏觀經濟目標的主要手段。

二、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財政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體現在稅收政策、財政支出、財政預算政策三個方面。

（一）稅收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稅收是我國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而制定合理的稅收政策，能夠對國家經濟發展狀況加以調節，如合理分配收入，穩定經濟和促進經濟快速增長等稅收政策對經濟增長有貢獻，主要表現在：首先，在財政政策的作用下，稅收是由政府組織的，可以籌集資金，滿足國家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政府通過稅收政策而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將其合理分配應用于社會公共投資方面，不僅為其提供充足的資金，而且有助于促進我國社會公共事業的發展進程，對經濟增長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其次，在稅收政策的影響下，可以使私人將經濟收入進行儲蓄或投資，一方面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充足的資金保障，另一方面有利于活躍市場經濟，對推動經濟增長有著卓越的貢獻。

（二）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制定財政支出政策，能夠進一步滿足人們的需求根據相關調查顯示，我國財政支出過程中，能夠產生結構效應，可以對經濟增長發揮著積極的調節性作用。經濟建設、社會文教等方面的財政支出占據較大比重，而經濟建設尤多，二者與GDP增長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一方面，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國家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財政支出，可以促進經濟增長，有利于國家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呈現上升趨勢，但總體水平仍然較低，對政府財政支出的需求相對較大，需通過財政支出政策加以調節。另一方面，我國政府在社會文教方面加大財政支出力度，對我國經濟的長期發展有重要影響。由此可見，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有著一定的影響。

（三）財政預算政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赤字、盈余、預算收支平衡是財政預算政策的重要組成形式，對我國經濟增長有著一定的影響。

首先，財政赤字對經濟發展有影響，其影響力程度與赤字規模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其中赤字彌補方式是尤為關鍵的影響因素。所謂的財政赤字，是財政收入不能滿足開支，通常以通過銀行借款形式而彌補財政赤字。在此過程中，中央銀行的準備金得以增加，但是否引起貨幣供給過度，則不能確定。所以，赤字彌補形式的有效，才能對經濟增長發揮著重要影響。

其次，財政需求與供給對國家經濟發展狀況產生重要影響，財政赤字能夠使財政需求結構加以改變，確不會使需求規模擴大。基于此，以國債收入進行彌補，如若能夠合理控制此債務補償模式，則能夠充分發揮其“擴張效應”，在規避通貨膨脹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著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最后，財政預算政策中赤字，能夠充分發揮著“排擠效應”，能夠促進政府對經濟結構進行合理的調整，在資源合理配置的基礎上，可以促進國民經濟發展另一方面，財政赤字發揮“排擠效應”，可以對政府投資中產生的不良影響進行抵消，有利于實現國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同時對促進經濟增長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三、當前形勢下財政政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持

當前形勢下中國需要財政政策是毋庸置疑的，而需要什么樣的財政政策可以從政策基調、政策的預期工具兩個方面來分析。

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第2篇

關鍵詞均衡經濟增長科學發展觀要素稟賦

三年以來,人民幣匯率一直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我國政府在三年多的時間里一直頂住國際上的巨大壓力,堅持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今年7月下旬,人民幣匯率從原來的1美元兌8.27人民幣升值為1美元兌8.11人民幣,同時人民幣不再單純釘住美元,而是改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并且可以在上下1.5%的范圍內圍繞1:8.11進行浮動。

然而,人民幣小幅升值盡管在短期內緩解了升值的壓力,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它在不遠的將來仍然會浮現出來,這是由經濟增長差異的內在規律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這也就意味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民幣匯率會一直是困擾我國經濟的一個重大問題,那么人民幣匯率調整是否是必要的,它與科學發展觀是否有內在的聯系?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要理解匯率調整的影響,后者與政策調控的目標息息相關。

一、我國政策調控的目標

我國是個大國,人民幣升值與否應該以是否有利于我國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實現科學發展觀、是否有利于實現工業化、是否有利于宏觀經濟穩定為指針,既不能因國際壓力而使人民幣升值,也不應因國際上的政治壓力和金融投機壓力而維持現狀。匯率制度改革和匯率水平調整會導致我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并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后者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它們是由我國經濟的基本因素決定的,因此匯率改革和調整的進程必須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相適應。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一再強調,匯率調整“要按照內部改革的邏輯和內部需要解決的問題的壓力,來設計我們所要進行的改革,不管是稅收、利率還是匯率”,正是這個意思。

經濟增長、價格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是政策調控的四大目標。由于存在著內在的沖突,它們不可能同時實現。經濟增長的階段不同、國情不同、形式不同都會影響政府對這些目標的偏好。當價格穩定更重要,當局就會偏好能夠控制通貨膨脹的政策工具,如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英美政府;當充分就業更重要,當局就會偏好能夠促進就業的政策工具,如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當外部均衡相對于內部均衡更重要,這大體上只存在于那些規模比較小的經濟體中,此時外部均衡實現與否是內部均衡實現與否的先決條件,這種情況下政府就會更偏好那些有利于外部均衡的政策工具;如果經濟增長的要求壓倒其他目標,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工具和選擇就成為政府的首選,如二戰后日本和韓國成功實施的產業政策。

由于政策目標之間的關系異常復雜,需要根據具體國情和經濟增長的具體階段對政策目標的選擇進行具體分析。那么,我國的政策目標是什么呢?

我國的首要任務是實現經濟的現代化,而現代化某種意義上就是工業化,實際上如果沒有工業化,那么經濟增長就缺乏堅實的基礎。首先,工業化具有規模效應,而只有當經濟增長具備相當規模的時候,占人口絕大部分的人群才會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其次,工業化是其它產業產生的基礎和發展的動力。盡管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第二產業也即工業和建筑業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例越來越小,但它們無一例外是以發達的工業為基礎的。沒有發達的工業,人們的收入水平就會偏低,自然不會出現對服務業的需求;第三,工業化對其它產業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因為工業會為其它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先進的設備,也會解放更多的工業人口和農業人口,他們會投身于第三產業,也會形成新的產業,這些都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

經濟增長不是絕對的,而是有條件的、受限制的。經濟增長的第一個限制條件是通貨膨脹,如果經濟增長的速度過快,它必然會催生通貨膨脹,通貨膨脹會破壞長期經濟增長的基礎。通貨膨脹與經濟增長這種關系在我國也是存在的,超過資源承受能力的經濟增長往往引起通貨膨脹,而要控制通貨膨脹就要部分地犧牲經濟增長的速度,1988年和1992年的通貨膨脹都造成了相當程度的經濟動蕩,不得不采取嚴厲的措施制止通脹的惡化以維護經濟在合理水平上的增長。因此,經濟增長的上限就是不催生通貨膨脹的增長。

經濟增長的第二個限制條件是就業率。盡管各國政府都追求充分就業,但充分就業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定義和比率,在不同的國家也有不同的要求。我國勞動力規模龐大,如何使更多的公民盡可能地享有工作的權利是政府不得不時時刻刻掛在心上的事情。顯然,沒有經濟增長,也就沒有就業。為了使就業率維持在某個水平上,就需要經濟增長達到一定的水平。這也就同時決定了經濟增長的下限,即使就業維持在某個水平之上的增長。

通貨膨脹和就業是政策必須兼顧的兩個目標,盡管有時候政策會偏向于其中的一個,但同時卻不能不同時考慮另外一個,即如果為了控制通貨膨脹造成的失業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會引發社會問題;反之亦然,即如果為了促進就業而造成了惡性的通貨膨脹,就會形成不穩定的預期,影響經濟的長期增長。

由通貨膨脹率決定的經濟增長的上限和由失業率決定的經濟增長的下限會構成一個閉區間,可以將處于這個區間內的經濟增長定義為均衡經濟增長。當經濟處于均衡增長狀態,既不會導致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也不會導致經濟衰退和大規模失業,這就是均衡的含義所在,它是平穩的經濟增長,是在比較長的時期內能夠持續的經濟增長。均衡經濟增長意味著經濟增長的模式與要素稟賦是一致的,因為只有與要素稟賦相一致,經濟增長才會是最集約、付出成本最小的。經濟增長也才既不會催生通貨膨脹,也不會導致高失業率,它既能保證經濟增長的速度,也能保證經濟增長的質量,從而是可持續的。從這個角度講,均衡經濟增長就是與科學發展觀相一致的經濟增長。

當然,經濟增長會改變要素稟賦,經濟增長的方式應該隨著要素稟賦的變遷而改變。均衡經濟增長不但是與要素稟賦相適應的經濟增長,而且應該是隨著要素稟賦變遷而變化的經濟增長,這也就是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經濟增長。

將經濟增長與價格以及就業聯系起來并非是我們的首創,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弗里德曼(1968)和費爾普斯(1967)就分別獨立地提出了自然失業率的概念,這實際上是限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后來,莫迪利亞尼(1975)又提出了“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NAIRU)的概念,它是指不催生通貨膨脹或者不使通貨膨脹趨于惡化的失業率,它同樣是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我們提出的均衡經濟增長與自然失業率和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既有相同之處也有區別。相同之處在于都結合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來規定經濟增長,即經濟增長都是有條件的受到限制的經濟增長。區別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不但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還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下限,這是根據我國國情對經典的自然失業率和非加速通貨膨脹失業率理論的發展;二是價格和就業不再完全是一體的,而是分別規定了經濟增長的上限和下限,這樣就避免了菲利普斯曲線斜率變化的影響,可以使政策工具的選擇更靈活。

二、匯率調整有利于科學發展觀的實現

在開放經濟下,要素的供需不僅僅由國內要素的價格所決定,還會受到匯率的影響。匯率是決定國內外要素相對價格的最重要因素,不同匯率水平下,國內外要素的相對價格是大不一樣的。由于均衡經濟增長是一個區間,與經濟基本面(我們稱它為要素稟賦)相對應的最合適的匯率水平必定也是一個區間,并且是有限的區間,這個區間對應[來

的匯率可以定義為均衡匯率。如果現實世界中的匯率處于區間內,那它就是與經濟基本面相一致的,是不偏離的;如果它處于區間之外,那么匯率就與經濟基本面不相一致,是偏離的;距離區間越遠,偏離程度越大,國內外要素價格的差異也就越大。國內外要素價格的偏離,就會出現對要素進行套匯的空間,對國內外要素的需求就會出現差異。

要素稟賦是不斷變化的,象我國這種處于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要素稟賦變化得尤其劇烈而快速。

經濟增長初期,由于資本等要素相對稀缺,勞動力和資源是相對豐裕的,為吸引資本、技術、知識等經濟增長必需的要素的一個可行的選擇是低估本幣,以外幣計價的本國勞動和資源的價格相對便宜,這就會吸引其它要素進入本國,也會促進本國資源的利用,這種經濟增長是由最初的要素稟賦決定的。

經濟增長的過程同時也是改變要素稟賦的過程。經濟增長會降低資本、技術和組織管理等要素的稀缺性,同時提高資源的稀缺性。這種相對變化必然會改變不同要素包括資本、勞動力、科學技術和資源等的相對比價,也只有要素的相對比價隨著要素稟賦的變遷而變化,它才能使資源實現最優配置。

然而,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匯率是相對穩定的,其調整必然會滯后于要素稟賦的變遷,這就會使國內外要素的價格出現偏離,這種偏離就產生了對要素套匯的空間。當本國要素價格偏低,本國資源是套匯的對象,會導致對本國資源的過度利用,并導致經濟的過熱;當本國要素價格偏高,外國資源是套匯的對象,本國經濟又會陷入蕭條。這就意味著,匯率的不適當定值是宏觀經濟波動的一個重要原因。

我國自2002年以來的經濟過熱是國內要素價格偏低的結果,其傳導機制有兩種:(1)將低估資源用于出口的機制。當資源價格低估,將資源用于生產貿易品出口到國際市場上就會因要素價格的低估而享有價格優勢,這必然會促進貿易品部門的發展,也會促進出口的增加,結果會出現持續的貿易順差。(2)FDI對資源進行套匯的機制。由于資源價格是低估的,FDI就會積極流入本國以對資源進行套匯,尤其會大量進入貿易品部門,因為這可以對資源價格低估進行雙重的套匯。這兩種機制的共同結果是對國內資源的過度使用,這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從而與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背道而馳。

匯率調整可以矯正要素價格和要素稟賦之間的關系,使要素價格能夠反映要素稟賦的現狀,使要素稟賦能夠得到最有效最集約地利用。具體說來,如果匯率不根據要素稟賦的變遷而調整,那么以前不怎么稀缺現在卻很稀缺的資源如原材料,由于其國內價格與國際價格的差異,就會受到過度使用,未來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進口目前正在過度使用的資源,這必然會危及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相反,以前由于資本相對缺乏而不能滿足的需求,如專利和科學技術在匯率不進行調整的情況下,它們的人民幣價格必然會較高,這就需要花費較多的資源才能換得回來,這對于科學技術的利用從而經濟結構升級是不利的。顯然,匯率調整是使要素價格與要素稟賦相適應從而使各種要素都能得到有效利用的重要條件,從而也是實現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方面。

或許有人認為,匯率低估會使我國的貿易順差增大,這就相當于持有更多的對國外資源的要求權,可以在國際市場上購買原材料,以此保證我國經濟增長所需資源的供給。然而,現實情況并非如此,因為市場經濟體系下,經濟主體必然是以利潤為導向的,人民幣匯率低估的必然結果是我國資源的價格低于國際市場上同類資源的價格,這就會產生套匯的空間,是不同于對貨幣性資產套匯的對實物性資產的套匯,這種套匯方式更多地集中于貿易品部門,因為成本是用人民幣計價,而銷售價格卻可以用外幣如美元計價,這里面除了由市場決定的平均利潤外,還有不同貨幣計價產生的套匯利潤,這必然會導致對本國資源的濫用,而不可能依靠利用國際市場上的資源維持經濟增長。

由此可以推論,并不是任何類型的貿易順差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有利于提高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從而能夠促進科學發展觀實現的貿易順差才是有利的;并非任何類型的匯率低估都是有利的,只有那些能夠提高經濟可持續增長能力從而能夠促進科學發展觀實現的匯率低估才是有利的;在匯率低估不利于經濟可持續增長時,就要選擇匯率升值,通過匯率調整促進科學發展觀的實現。

三、人民幣升值的影響與政策建議

我國的貿易依存度一直是比較高的,一直穩定在40%左右,這就意味著人民幣匯率升值主要通過對進出口部門的沖擊影響我國經濟,而這種沖擊又主要集中在出口部門。因為我國對進口品的需求彈性比較小,而外國對我國出口品的需求彈性卻比較大,匯率小幅度升值對進口的影響要小于對出口的影響。

筆者事前曾經就人民幣匯率變動對進出口部門尤其是出口部門的沖擊作了小范圍調研。比較普遍的看法是人民幣升值盡管會加大出口成本,但幅度在10%以內不會造成根本性影響。由此可見,盡管匯率升值對出口的影響要大于對進口的影響,但2%的升值是我國出口部門能夠承受的。然而,他們又都表示,盡管小幅升值不可怕,但匯率浮動卻是他們難以承受的,因為我國缺少成熟的外匯市場,也缺少相應的避險工具,匯率波動讓他們很難鎖定成本,而如果不能鎖定成本,收益就是很不確定的。

顯然,匯率制度由原先釘住美元改為釘住一攬子貨幣并允許在較大的范圍內進行浮動對出口商的影響要遠大于2%升值的影響。以前,中央銀行承擔了全部的匯率風險,企業可以集中精力做好產品和市場開發。現在,中央銀行將一部分匯率風險分散給了企業,這盡管對于長遠的人民幣外匯市場的建立有積極意義,但企業在目前的情況下卻很難通過遠期交易鎖定生產成本,因此會時刻面臨著匯率變動的沖擊。這種沖擊并不會因為匯率波動幅度較小而可以忽略不計,因為企業經營的績效是按照“年”這個單位來計算的,但匯率波動卻時刻都在發生

著,企業經營的績效是按“年”這個單位來計算的,但匯率波動卻時刻都在發生著,企業經營的成本也就時刻在變,如果企業總是在高點買入而在低賣出,那累積起來的損失也是非常可觀的。因此,企業就不可能完全不顧匯率波動而只關心經營、開發和銷售這些實際事務,還要關心貨幣事務。

我國現代化的關鍵是生產能力的形成,這又必須依靠企業的壯大。匯率升值盡管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但匯率波動顯然不利于企業經營。由于未來20年是我國經濟現代化的關鍵時期,如何采取有力措施沖銷匯率波動的影響,從而為企業成長創造一個平穩的貨幣環境,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是我國面臨的重大課題。

首先,為了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實現更集約的經濟增長,促進科學發展觀的實現,要靈活利用匯率工具。具體而言,就是在時機成熟時主動小幅升值,同時輔之以利率小幅調整的貨幣政策,使人民幣匯率在經濟的穩定增長過程中穩定地升值。匯率升值不是壞事,它是對有效率經濟增長的褒獎,匯率貶值才是對低效增長和不增長的懲罰。

其次,要致力于建設一個有一定深度和廣度的外匯市場。所謂深度,就是市場規模應該足夠大,不是一般規模的資金就能控制、操縱得了的,這樣才有利于匯率穩定;所謂廣度,就是市場覆蓋面要足夠廣,交易主體是多元化的,只有這樣,預期才不至于是同一方向的,只有當預期是多元的且能在某種程度上互相抵消時,預期才可能是穩定的,它對經濟的沖擊也才會最小(李天棟等,2004,2005)。有一定廣度和深度的外匯市場是企業能夠避險的必要條件。

再次,要致力于金融工具的建設,只有當金融工具是多樣化的,既能覆蓋即期交易,也能覆蓋遠期交易時,企業才能通過外匯市場進行避險(李天棟等,2004)。其中,遠期金融工具尤其重要,因為它是鎖定成本、規避匯率風險的主要工具。目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和其它股份制銀行如招商銀行都可以進行遠期交易,但是,目前的問題是品種單一、市場規模小,當[來然,企業缺乏相關意識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盡管匯率制度改革對企業有許多負面影響,但卻能夠促使企業更多地關注匯率風險,也有利于外匯市場、交易主體和金融工具的培育。當然,企業也會有一個逐步適應的過程,政府一方面要實行積極而穩定的匯率政策,避免匯率劇烈波動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要著力創造能夠平滑匯率波動的外匯市場和金融工具。只有這樣,企業才能夠適應匯率升值和波動的影響,也才能保障現代化的實現。

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第3篇

[關鍵詞]進口貿易經濟增長機制

在研究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時，進口始終被認為是經濟增長的減因子，然而從長期來看，進口通過突破供給約束、創造有效需求、升級產業結構等手段對促進經濟增長。

一、進口促進經濟增長的機理

1.突破供給約束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需要多種生產要素，但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擁有經濟增長所需的全部生產要素，某種要素的稀缺就會造成經濟增長的瓶頸。通過進口國內短缺的原材料、關鍵設備等要素來緩解國內資源約束的壓力，彌補了國內供應的缺口，促進了國內經濟增長。

2.創造有效需求

一國潛在的消費需求，并不總是能夠由國內的生產所能滿足，如果沒有進口商品，有些潛在的消費需求就不能最終形成消費支出，不利于經濟增長。國外商品的進口，尤其是新產品的進口，會培育國內消費者對該種商品的需求，當需求達到一定的水平時，會刺激進口國國內該種商品的國產化趨勢，同時也帶動國內其他相關產品的需求，進而推進經濟增長。

3.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進口貿易可以使資源配置到更有效率的產業中，提升國家的產業結構，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發達國家勞動生產率相對低的產品通過進口獲得，使本國的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發展中國家進口技術和設備生產進口替代品，隨著對引進技術的逐步消化、吸收和創新以及規模經濟的形成，產品質量得到提高，生產成本逐漸降低，再加上本國的資源和勞動力的優勢，最終在國際市場上建立了競爭優勢，產品由以前的進口變為出口，一國產業從無到有，再到強大。進口貿易推動了經濟增長，也加快了產業結構的演進。

4.促進技術進步

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主導性因素,對于發達國家來說，通過進口獲得技術,可以節省時間,減少浪費和開發不成功的風險。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通過技術貿易,即進口先進的產品、技術和設備,來獲得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還可以加速國內產業的發展,幫助當地企業發展,進而促進經濟的發展。

二、我國進口發展現狀

我國加入WTO以來對關稅進行大幅度削減，目前的關稅總水平已經從入世前的15.3%降到目前的10%左右，隨著關稅的降低及部分非關稅壁壘措施的取消進口貿易也得以突飛猛進的增長，2006年和2007年進口額分別達到7916.1億美元和9558.2億美元增長率均高達20%和20.8%，位居世界第三大貿易國以及外匯儲備第一大國。從商品結構來看，初級產品和制成品的進口比例仍與入世前相當，保持在20%和80%左右，但進口結構卻發生了變化。一是國內短缺的投資類、資源類商品進口大幅度增加。2007年我國初級產品進口2429.8億美元，比上年增加29.83%，其中原料、燃料進口增長迅速，鐵礦砂增長達61.6%，原油增長達20.1%。二是先進技術和關鍵設備進口增加。以決定一國現代化程度的裝備制造業——機電產品為例，到2007年進口總額高達4125.1億美元，與2006年相比增加了554億美元，增長了15.5%。

對能源和一些高新技術產品、資本設備的進口一方面反映了我國工業化進程的加速，但從另外一方面也增加了我國經濟面臨的潛在國際風險。

三、對我國進口的若干建議

1.重視進口對經濟的作用

要認識到進口對GDP的拉動作用,保持進口與出口的均衡發展。中國現在急需調整貿易發展戰略,即不要一味地追求貿易順差,而要在注重出口貿易增長的同時,也要重視進口貿易規模增長,要以促進經濟健康發展為目標,形成雙向對流的貿易增長格局,充分發揮進口貿易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2.優化進口貿易結構

中國應從宏觀上調控進口產品的商品結構,從而帶動中國產業結構升級。積極做好稀缺資源和先進技術的進口。對于國內稀缺、生產成本高的資源型原料可用進口原料予以替代,并進行國內的戰略儲備。對國內支柱產業和技術落后產業則可采用進口促進策略,著重引進關鍵設備和創新技術,在分享國外技術進步和創新成果的基礎上,加快我國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以保證國內經濟、對外貿易長期健康發展，提升進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

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第4篇

關鍵詞：進口；經濟增長；協整

中圖分類號：F7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10-0137-02

0 前言

對外貿易在經濟增長中具有重要作用。長期以來，很多人一直強調出口對一國經濟的重大影響，而關于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文獻往往只關注和分析貿易開放度、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很少注意進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直到最近幾年，人們開始意識到進口也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的促進作用，相關的經驗研究文獻也因此陸續出現。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認為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以貿易利益的形式來把握的，根據古典學派李嘉圖的比較成本理論，貿易利益主要是指進口利益，出口是獲得進口的手段。羅默（Romer,1993）利用76個發展中國家1960年的截面數據分析了機器和設備進口對生產的影響。科等人（Coe et al.,1997）考察了通過機器設備進口而流向欠發達國家的技術溢出效應。劉遵義（Lawrence,1999）在對20世紀80年代美國100多個制造業中國際競爭對其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發現進口競爭刺激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一些文獻還探討了普通進口和技術擴散之間的可能聯系（Coe and Helpman,1995；Keller,2001）。康諾利（Connolly,2003）用75個國家1965~1990年的專利數據代表這些國家的模仿與創新，量化了高科技產品進口對進口國（發展中國家）模仿與創新的溢出效應。針對我國進口與經濟增長的互動作用，我國有不少經濟學者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定性或定量分析。普遍認為進口對經濟增長有推動作用（劉曉鵬，2001；張亞斌，2002；熊啟泉、楊十二，2005；廖進中、鄧海濱，2006；張亮，2006）。熊啟泉和楊十二（2005）的“重新審視進口再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一文雖然應用了計量分析中比較前沿的研究方法，將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研究了進口貿易對GDP增長的動態影響及對經濟增長的傳導機制。楊全發等（1998）運用巴拉薩和費德等人建立的模型，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數據進行線性回歸分析，得出出口的增長并不像想象的那樣對經濟增長起到促進作用。陳家勤從進口依存度和進口GDP增長彈性分析，得出我國進口的增長在GDP的增長中發揮了較大的作用。王建峰等依據已有的有關研究結果、數據、現實和歷史經驗提出對我國現行出口政策重新進行定位和調整，重新審視出口導向政策等等。因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再次對進口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討論。

首先從理論上分析當前適當增加進口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在此基礎上利用Eview5進行協整分析來檢驗進口對GDP增長的作用。我國長期以來一直實行出口導向性的戰略政策，不遺余力的推行以出口創匯為主要目標的對外貿易政策，這在很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然而，隨著科技的發展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斷加強，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國際貿易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中國現行的對外貿易政策提出嚴峻的挑戰。隨著世界經濟發展緩慢，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與中國的貿易摩擦不斷增加，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反傾銷和貿易保護措施的最大受害者，出口貿易環境嚴重惡化。據統計，2003年中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60%，在如此高的貿易依存度下，增強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手段，而一味追求產品出口創匯則對我國經濟發展構成威脅。過去，我國外貿政策主要放在規模與速度的增長上，追求貿易順差與外匯儲備，使企業片面強調多出口，多創匯，少進口，節約使用外匯，從而導致出口商品供給的急劇增加，價格迅速下降，貿易條件惡化，出現“貧困化”增加。在這種情況下，仍然保持以往的出口策略將會阻礙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影響我國的國際形象，破壞良好的國際環境，從而影響我國經濟發展。要解決中國當前面臨的這些問題，就要轉變對出口的態度，適當的增加進口。依據很多國家發展經驗，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但各國宏觀政策的實施依據國情進行，因此我們應立足國情來正確看待進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

1 進口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研究

進口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經濟學時代。亞當•斯密認為，出口帶來的收益及換回本國需求的產品沒有機會成本的付出，因此必然促進本國的經濟增長(交易生利)。大衛•李嘉圖指出,通過對外貿易從國外獲得較便宜的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原材料，就能穩定物價,阻止利潤下降的趨勢，保證資本積累，促進經濟增長。約翰•穆勒認為,通過貿易可以得到本國不能生產的原材料和機器設備等經濟持續發展所必須的物質材料，同時推動國內生產過程的創新和改良，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產品進口造成新的需求，刺激和引導新產業的成長。

受古典經濟學家上述觀點和理論的啟發，后來的經濟學家進一步探討了進口貿易對經濟的帶動問題。D•H•羅伯特遜和R•納克斯認為資本品的進口使該國取得國際分工的利益，大大節約了生產要素的投入量,它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馬克斯•科登提出的貿易對經濟增長率影響效應理論，認為如果大量進口投資品，會使國內投資品相對價格較低，投資成本下降,而投資率的提高無疑會帶來經濟增長率的上升。

20世紀80年代初,新貿易理論開始將進口貿易作為主要因素來解釋技術進步，認為進口貿易是促進技術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將經濟增長引入這一分析框架,把技術作為內生變量，研究技術變動、進口貿易、經濟增長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他們認為，技術通過中間產品的投入產生擴散。如果一國的R&D活動產生新的中間產品與現有的中間產品不同，或比現有的中間產品更好當這些中間產品出口時，進口國的生產力就會通過其貿易伙伴的研發效應和技術擴散得到提高。

2 數據、模型與實證分析

分析所使用的樣本選取1985~2006年的有關數據，數據來源于2007的《中國統計年鑒》。根據研究問題的需要，按進口（M）、國內生產總值（GDP）等指標，作為樣本進行分析。

由于大多數時間序列數據都是非平穩的，不滿足傳統的多元回歸或其他方法對數據平穩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即便變量之間沒有關系，也會由于非平穩的序列帶有趨勢而顯現一定的關系，這也是所謂的“偽回歸”的問題。針對這一問題，采用協整分析方法可以有效加以避免。另一方面，以多元回歸方法為代表的實證方法是事前假定，即先假定變量存在因果關系，然后進行驗證；而協整分析則是事后假定，即先判斷單整階數，只有變量間單整階數相同，或不同階數的變量經過組合后，理論上可能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才可以假定方程式。筆者根據研究問題的需要，選取我國1985~2006年的數據作為樣本進行計量分析，在進行數據分析時，GDP按當年匯率折算成美元。為了更容易得到平穩序列，分別對各個變量取自然對數，這可消除各個變量之間的異方差性，使趨勢線性化，不改變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為考察進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關系，本文采用GDP、M的自然對數形式，分別記為LnGDP、LnM。

2.1 樣本數據描述性分析

從我國進口貿易與經濟增長的對數圖（圖1）來看，在1985~2006年，我國進口貿易成上升趨勢，LnGDP也呈上升趨勢。序列表現不平穩，即序列使非平穩時間序列。LnGDP、LnM一階差分后，由圖2表明，新得到的數據序列沒有明顯的上升、下降趨勢，調整后的時間序列趨于平穩。

2.2 樣本數據平穩性檢驗

在進行計量分析時，首先要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即單位根檢驗。本文采用ADF（Augment Dickey-Fuller）檢驗。對LnGDP、LnM的ADF檢驗如表1所示。

由于ADF=-1.739381，大于1%臨界值，所以LnGDP是非平穩的，ADF=1.737057同樣大于1%臨界值，所以LnM也是非平穩的。進一步檢驗變量一階差分序列以確定變量的單整階數，在一階差分中LnGDP、LnM的ADF值均小于5%臨界值，因此它們的一階差分是平穩的，即LnGDP、LnM為一階單整變量，可以進行協整關系檢驗。D-W值在2附近，表明時間序列是非自相關的。

2.3 Granger因果檢驗

進口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用經濟計量方法檢驗可得。將LnGDP、LnM數據調入Eview5.0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檢驗結果見表2。

從表2可以看出，進口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原因，即進口和經濟增長之間具有Granger因果關系。所以筆者在做協整分析時可以根據經濟學有關理論，將進口作為經濟增長的一個原因來分析。

2.4 協整分析

前面的單位根檢驗表明，我國GDP和進口貿易總額數據都是一階單整的，他們之間應該存在一個平穩的線性組合，即LnGDP、LnM之間有長期穩定關系。根據最小二乘法，可以定量確定LnGDP、LnM兩者之間的方程。

LnGDP、LnM之間協整回歸方程：

LnGDP=1.123314LnM+2.820617

(6.467043) (2.259921)

R2=0.687616RD-W=1.361336

其中括號內給出的數字是t值。根據t值、R2值，可知回歸方程解釋能力較好，殘差項有較強的一階自相關性，進口每增長1%，GDP就隨之增長1.123%。

進行協整檢驗，就是檢驗回歸方程殘差序列的平穩性，若殘差序列是平穩的，則變量之間的關系是協整的；反之，則不是協整的。其檢驗方法就是采取單位根（ADF）檢驗。假定方程的殘差表示為e。

在做單位根檢驗時，一般在5%拒絕零假設，即序列平穩。從殘差序列的單位根檢驗結果看，e在5%、10%的置信范圍，其ADF值均小于置信值，接受零假設，說明e通過了單位根檢驗，表明e時間序列平穩。進而說明LnGDP與LnM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國內生產總值與進口之間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

3 結論

通過對我國進口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實證分析，以及根據GDP、M因果關系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建立協整分析，可以看出進口與國內生產總值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關系，盡管各自的增長是非平穩的，但LnGDP與LnM之間存在長期穩定均衡關系，進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通過實證分析得出，進口與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從長期來看，進口增加1%，會引起經濟增長1.123%。當前出口導向的政策不僅為我國對外貿易帶來的很多問題，而且大量的出口初級產品導致我國資源外流，降低了社會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平。而適當增加原材料、設備、尤其是高科技產品的進口，這不僅有利于解決當前我國對外貿易存在的問題，而且有助于提高我國技術水平及資源使用率，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改變經濟增長方式，還可以緩和我國收入分配惡化的趨勢，從而提高社會福利和人民生活水平。另外，當前的外匯儲備為我國增加進口提供了充足的資金。因此，要對我國的進出口有一個重新的認識，不能一味的強調出口、強調順差、“重出口輕進口”，要認識到進口對GDP的拉動作用，保持進口與出口的均衡發展，從而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增長。

參考文獻

［1］（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

［2］陳家勤.中國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J］.北京：財貿經濟，2002.

［3］潘省初.計量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2.

［4］王建峰等.對我國現行出口政策及其作用的重新認識［J］.哈爾濱：科技與管理，2004.

可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范文第5篇

在中國逐步淡出積極財政政策的背景下，中國財政支出的未來走向受到了廣泛的關注。目前財政政策的著力點，應在前幾年推進總量的基礎上轉向重視財政支出結構的優化，從而最大限度地發揮財政政策拉動經濟增長的潛能。

一、內外學者對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增長理論的研究

到目前為止，國內外學者關于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存在著不同的看法。Alchian、Demsetz(1972) 、Sowell(1980)、Kor?鄄mendi和 Meguire(1985)、Landnu(1986)、Grier和Tullock（1987）、Barro(1991)、 莊子銀、鄒薇（2003年）等人認為政府公共支出與經濟增長呈負相關的觀點。而Rubbinson（1977）利用相當大的跨國樣本數據得出，較大的政府規模通過降低特別是較窮、欠發達國家的“依賴性”，可以促進經濟增長，Ram（1986）、Devarajan、Swa?鄄roop 和Zou（1996）、馬栓友（2000）則認為政府公共支出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系。還有一些學者，Gemmell(1983)、Nelson 和Singh（1994）等認為政府公共支出與經濟增長不相關。

龔六堂、鄒恒甫（2001）通過建模和實證分析得出：政府的資本性支出的增長對經濟增長沒有統計學上的影響，經常支出可以促進經濟增長，而政府資本性支出與經常性支出的波動對經濟增長是負影響。在按照政府職能來討論不同類型公共支出項目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別得到了正相關、負相關、不相關等不同結論。

郭慶旺等人（2003）通過構建理論模型和經驗分析得出：政府公共支出總規模與經濟增長負相關，而政府公共支出中的生產性支出與經濟增長呈正相關關系；生產性支出中人力資本的投資支出比物質資本的投資支出更能提高經濟增長率，科學研究的投資支出所帶來的經濟增長遠遠高于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投資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本文使用中國1978~2002年的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從實際來考察中國的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方向和程度，最后得出一些結論。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改革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1978~1992年的自發公共化階段；1993~1998年的自為公共化階段；1999年至今的自覺公共化階段。在不同的階段改革的目標不同，財政支出結構不同，因此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不同，從而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的意義也不同。

二、實證分析

（一）模型框架

為分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與財政支出結構的關系，本研究利用柯布道格斯生產函數進行估計。

其形式為：Y(t)=A(t)K(t)αL(t)βG1(t)γ…Gn(t)n，（1）

其中Y(t)為t 時期的產出，A(t)、K(t)、L(t)分別為t 時期的技術水平、物質資本存量和勞動力， G1(t) ，…，Gn(t)分別為t 時期的第一至第N種財政支出項目，α、β、γ…n為邊際產出彈性系數。

加入α+β+γ+…+n=1的約束，對方程(1)進行變換，即得到：

y(t)=A(t)k(t)αg1(t)γ…gn(t)n （2）

式中：y(t)＝Y(t)/L(t),k(t)=K(t)/L(t),g1(t)= G1(t)/L(t), …，gn(t)= Gn(t)/L(t)分別為t時期按勞動者平均的真實GDP，按勞動者平均的物質資本，按勞動者平均的各項財政

支出項目。

方程(2)兩端同時取對數得到：

lny=lnA+αlnk+γlng1+…＋nlngn (3)

（二）數據選取

在我國的統計數據中由于預算外支出結構數據不完整，且政府可支配性小，因此我們這里只研究預算內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本文試圖從政府財政支出的特定構成入手，以考察財政支出各項目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根據研究目的，把國家財政支出分為生產性財政支出和非生產性財政支出。生產性財政支出包括經濟建設費和社會文教費支出，非生產性財政支出用預算內財政總支出減去生產性財政支出。

本文選取1978～2002年的數據。在進行模型擬合時，用真實GDP（以1978年為基期）代表Y，真實物質資本存量（以1978年為基期）代表K，就業人數代表L。財政支出原始數據都按以1978年不變價計算的GDP平減指數進行調整，變成真實數據。其中，物質資本存量的數據沒有直接公布，所以引用陳志國在《中國公共資本存量和私人資本存量的估計與分析》一文中的數據。其余數據來源于財政年鑒，真實GDP可通過平減指數平減而得。

因此所使用的生產函數方程為：

lny=c(1)+c(2)lnk+c(3)lngc+c(4)lnge+c(5)lngn(4)

其中，y,k,gc,ge，gn分別表示按勞動者平均的GDP、物質資本、經濟建設支出、社會文教支出和非生產性支出。

（三）模型擬合

由于不同的財政政策下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具有不同的效用，因此除了做1978～2002年的擬合方程外，分別做了1978～1992年和1993～2002年的擬合方程，結果為：

注:括號內為顯著性水平,*表示顯著性水平不高于5%。

從這一組擬合方程可以看到:

1.三個方程的擬合精度都很高,說明按勞動者平均的GDP中的99%都能由按勞動者平均的物質資本、經濟建設支出、社會文教支出及非生產性財政支出解釋，只有幾乎1%的部分是由這幾項以外的其它因素決定的。

2.方程1中的經濟建設支出的系數不顯著。而在方程2和方程3中這一系數顯著，且都大于方程1的系數，方程3中的系數大于方程2中的系數。這說明在1992年及1998年實行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后，政府對經濟建設的財政支出是利于經濟增長的。

3.方程3中社會文教支出的系數不顯著，而方程2中這一系數顯著，且其絕對值大于方程3的系數。這說明1992年以后，社會文教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負影響減小，也即說明政府對社會的文教支出對我國的經濟增長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4.從方程1的結果可以看到，非生產性財政支出的產出彈性系數分別為En=0.045636,與被解釋變量GDP呈正相關關系,而在方程2和方程3中其產出彈性系數均為負數,與被解釋變量GDP呈負相關關系.也即說明從短期來看,非生產性財政支出不利于經濟的增長,而從長期來看,非生產性財政支出有利于經濟的增長。

5.社會文教支出的產出彈性系數為Ee=-0.1998,與被解釋變量GDP呈現負相關關系。說明政府財政支出中用于社會文教費方面的支出不會促進經濟生產率的提高，相反會導致直接的經濟生產率減少，因為這是建立在時間序列數據分析上的結果，沒有考慮到各類財政支出對經濟所起的作用不是當期就實現的，都存在著一定的滯后期，有的滯后期可能會很長，例如教育投資，從開始投資到教育形成人力資本發生作用，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可能低估了社會文教費的產出彈性。可以看到，按勞動者平均的非生產性財政支出每增加1%，勞均GDP大致可以增加0.046%;勞均經濟建設支出每增加1%,勞均GDP可以增加0.032%;而每增加1%的勞均社會文教支出,勞均GDP就會減少0.2%。

6.從方程2和方程3中可以看出，1992年以后，經濟建設支出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增強，社會文教支出和非生產性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負影響減弱。仍然是經濟建設支出的顯著性最強，勞均經濟建設支出每增加1%,勞均GDP大致可以增加0.338%。

（四）結論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對財政支出結構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效用做一個總結。

第一，經濟建設支出與經濟增長存在著正相關關系。根據凱恩斯理論，這種購買性的財政支出對于國民收入的增長有倍數的促進作用。但是實際上并不可能存在著這種倍數增長的作用，因為政府的財政支出對于私人的支出存在著一定的擠出作用，從而不存在理論分析的那種結果。雖然實際上的財政支出并不能取得像凱恩斯乘數那樣的理論上的效用，但是在我國現階段政府的財政支出仍然對GDP的增長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從總體上說仍然是比較低的，需要政府財政支出的地方還有很多；我們的公用事業和基礎建設投資的需求還很大，在公共物品提供的數量和質量方面還存在著比較大的不足。所以，政府財政支出在基礎設施、基礎產業等方面還有一定的投入需要，而應該削減競爭性領域的基本建設投資規模，優化投資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