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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三農問題的認識范文第1篇

關鍵詞：三農問題；技工教育；高職學院；教育模式

注：山東省技工教育和職業培訓“十二五”規劃科研課題”，課題編號RSJY2012-Y123

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如何有效改善農民的收入狀況，不僅是形成農戶生活寬裕的物質前提，也是解決傳統三農問題的重要基礎。在歷史視域下來看待增收問題，期間經歷了農民外出務工到本土化工作和創業的過程。這種依托人力資源市場調節機制而演化的過程表明，在為農民創造出更過就業機會的同時，還應建立起與崗位技能需求相匹配的教育體系來。具體而言，這就是本文所關注的技工教育體系。

梳理現階段的文獻不難知曉，諸多作者在研究三農問題和技工教育時，往往將二者人為割裂開來。似乎認為，三農問題屬于經濟和社會問題，而技工教育則屬于職教問題。實則不然，通過考察當前鄉鎮勞動保障機構的免費培訓項目可得，建立在人力資本存量提升――崗位匹配性增強――農民工資收入提高的邏輯路徑上，三農問題解決與技工教育間存在著強正相關關系。

1 二者關系的當代認識

由于職教范疇十分廣泛，其包括高職和中職兩個層次。結合本文的主題，則主要考察針對農業人口的技能培訓活動。為此，三農問題與技工教育存在著以下兩個方面的辯證關系。

1.1 三農問題為技工教育提供內在規定性

“農民、農村、農業”所構成的三農問題，其中的關鍵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的核心又是增收問題。從這一邏輯順序來看，通過技工教育在提升農民人力資本存量上的作用，將通過逆向軌跡推動三農問題的解決。但結合我國國情這里也存在一個問題，即由于我國農村自然和社會環境千差萬別，使得農民增收的合理化路徑也存在著必然的差異性。為此，技工教育在推動三農問題解決的同時，還應建立起區域植根性的技工教育目標和技工教育項目來。可見，三農問題為技工教育所提供的內在規定性，就避免了鄉鎮技工教育的形式化傾向。

1.2 技工教育為三農問題的解決提供手段

我國廣大農村仍然延續著農墾社會的傳統，即農戶構成了農村基本的經濟單位。建立在這經濟單位上的不僅有家庭式養老模式，更有務工和創業的勞動力供給形式。因此，在缺乏工業經濟中分工協作的客觀和主觀要素時，通過提升農戶主要勞動力的行業技能，將能很好的與我國農村經濟特征相吻合。

2 認識基礎上的技工教育模式定位

在完成對三農問題與技工教育間關系的認識后，就需要進行技工教育模式的定位。包括教育主體、教育項目等定位，都構成了優化當前農村技工教育模式急需解決的問題。

2.1 教育主體定位

這里的教育主體定位主要討論，由誰來承接針對農村人口的技工教育活動，以及各主體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問題。筆者作為某高職學院的教師，則主要就高職院校的定位進行探討。我國高職院校在辦學理念上，一般以服務區域經濟發展作為己任。這就表明，它應在針對農村人口的技工教育上有所作為。而且，高職院校在專業結構設置上，都較好的適應了區域產業經濟的發展，這也為提供具有區域植根性技工教育項目提供了可能。

2.2 教育項目定位

從現階段的運作模式來看，針對農村人口的技工教育一般為免費，且有各級政府財政買單。這就意味著，技工教育項目也基本上是事先決定好的，而高職院校只是提供師資和教學場所。不難看出，這種模式存在著諸多弊端。其中最為關鍵的便是，未能建立“三農問題解決的需要”與“高職院校專業優勢”之間的契合。這樣一來，高職院校便只成為技工教育的供給方而已，從而弱化了對切實提升農村崗位技能的考核機制。

3 定位驅動下的技工教育模式構建

根據上文所述并在定位驅動下，技工教育模式的構建可從以下三個方面展開。

3.1 提煉出二者契合的技能元素

實現三農問題與技工教育的契合態勢意味著，該區域農民應根據自然稟賦優勢來完成技能訓練。以筆者所在的山東省為例：山東省不僅是海洋大省，也是工業大省。因此結合這一省情，針對農民的技能元素就可以囊括：車輛維修、機械加工、海產品深加工等方面。與此同時，包括筆者所在高職院校在內的山東其它高職，其專業設置也主要圍繞之而建立的。這樣一來，就通過提煉出二者契合的技能元素，滿足了區域內農戶本土就業和創業的需要。

3.2 建立針對性的技工教育體系

高職學院的辦學目標在于培養高級應用型人才，這就需要單獨建立針對農村人口技工教育的體系?？疾熘T多高職院校的發展沿革，不少都來自于中專學校，而且目前中專仍處于招生范圍。因此，技工教育的主體可以由中專部和技能培訓部門擔任。在技工教育項目上，應有選擇性的進行承接。根據筆者的工作體會，應建立鄉鎮勞動保障部門、高職院校、教育主管部門在內的協商機制，從而根據突出高職學院專業優勢的原則來進行技工教育任務指派。

3.3 完善技工教育效果評價機制

為了防止技工教育流于形式，還需要完善效果評價機制。這種評價機制應建立在過程和結果兩個方面，前者指向對受訓農民工的跟蹤調查、后者則是對高職學院辦學效果的評估。這里筆者強調，應增強對受訓農民工的崗位工作狀況的跟蹤調查，從中所獲得的信息將有助于改進高職學院的技工教育模式。

4 問題拓展

在解決三農問題時還需要激化起農民本身的技能訓練意識，從而在他們的主觀能動性上建立起自主學習形態來。為此，以下進行問題拓展。

4.1 教育組織方面

如何根據培訓要求促使學員進行規范操作，則在于訓練過程中的教學組織管理。在當前團隊生產模式作為常態的時候，培育出小組成員間的競合關系也是十分重要的。當面對師生比不足的客觀現實，又如何有效建立起教學管理機制呢。筆者提出，可將具體的工作情景引入到技工項目教育中，以小組為單位合作完成工作任務。然后，教師根據任務完成情況給出總分，而小組成員的個體得分則通過總分在小組內分配來完成。這樣一來，在趨利避害的人類本能促使下，便激發了學員參與技工教育的意愿。

4.2 教育考核方面

教師設計出一個物流運作情景（該情景能將所有實訓設備容納其中），然后在規定時間、規定質量的前提下，考核哪組完成的更有效率和更節約資源。不難發現，這種基于具體工作情景的考核內容，就能激發起學員心智，從而促進他們養成有目的、有意識的動手能力訓練自覺。

綜上所述，以上便構成筆者對文章主題的討論。

5 小結

本文認為，建立在人力資本存量提升――崗位匹配性增強――農民工資收入提高的邏輯路徑上，三農問題解決與技工教育間存在著強正相關關系。二者之間的關系表現為：三農問題為技工教育提供內在規定性；技工教育為三農問題的解決提供手段。在此基礎上的教育模式則需要圍繞著：提煉出二者契合的技能元素、建立針對性的技工教育體系、完善技工教育效果評價機制等三個方面來構建。

參考文獻

[1]趙奕凌.基于城市化背景論農業組織資源的優化[J].哈爾濱學院學報，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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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三農問題的認識范文第2篇

在這種特殊的情形之下，以高喊“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而聞名的李昌平先生所著《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其銷售額可高達30萬冊，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些天下以己任的中國學者們，也紛紛通過自己的調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對策，如“公司＋農戶”的模式等，但是，其結果卻如楊鵬先生在《戰略與管理》上撰文所言的那樣，“失之千里”。對策的不適應，就使得我們不得不回到三農問題的根源上來，因為根源是影響著對策是否能夠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我們應該先試著問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這種狀態下的三農問題？這是我們解決問題的一個基本前提。如果失卻了這種根源性的認識，那么，所提出來的對策也就只能是無根之枯木，從而陷進了張五常所警告的“套套邏輯”吧。因而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對學者們關于三農問題根源的討論，做出一個綜合性的回顧，最終將其歸結為福柯的“人類學”的范疇之中，并指出人的價值的不斷提高乃是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

一

在追尋三農問題的根源這一問題上，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經濟學，特別是產權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這可能是也是所謂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特性所決定。這方面的嘗試始于張五常在六十年代所作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佃農理論》一書在分析方法上開創了用經濟學理論分析農業的一個先河。它擺脫了以往像亞當·斯密，馬歇爾等經濟學家在土地問題上所引起了無休止的理論性爭吵，而一開始就從現存的農業現象出發，論證其存在是否合理，以及合理性何在，從而開辟了實證經濟學在農業中的廣泛應用。

而八十年代以來，隨著產權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的引入，國內學者們也不斷地試著用這一理論武器去解釋三農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這一理論從經濟人的基本假設開始，即認為人是理性的，同時在理性的指導之下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再加上人的偏好的穩定性（貝克爾），將產權關系看成是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根本因素。

而產權演進的一個最大關鍵因素在于交易成本的高低（張五常），或者在于是否能夠有效地限制著搭便車的現象（道格拉斯·諾思）。在以往的公有制體制之下，中國并不存在著明確的私有產權，而只是公有制體制之外這種模糊的產權，這一模糊的產權，引發了低效率、搭便車等現象，嚴重地阻礙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因而，明確產權，在經濟學家們看來，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也是引發三農問題的根本之所在。

然而，當中國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之后，特別是對土地的管制進一步放松之后，中國的農村經濟卻只有在八十年代出現過一短暫的繁榮之外，九十年代卻重新陷入困境，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顯然地，原封不動地借用傳統的產權經濟學，已經無法再做出有力的解釋，因為現有的農村土地制度已經對農地的產權做出了具體的法律規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是一種有著明確規定的產權合同。這就促使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的現狀進行重新的思考，以期完善其理論體系。而周其仁先生在“21世紀經濟報道”中所撰寫的“農民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系列文章（共20篇），正是這方面的努力。

在周先生看來，農村變革的根源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土地方面的產權問題，而是根源于一種更宏大的視野之中——全國的經濟大局。從這種視野出發，周先生將現在正在進行的農村改革，視為是繼78年之后的第二次改革，而且也是一場“遲到了十多年的”。對于70年代末的那場，周先生認為，當時的承包制是以法律的形式將土地的產權部分地讓渡給農民，這在當時公有制一統天下的時代里，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

在《中國農村改革：國家和所有權關系的變化》一文中，周先生給出的答案是：10年以及由之而來的經濟破產，已經使國家失去了進一步剝削農民的可能性，而廣大農民的饑餓甚至是死亡，更迫使國家不得不推行農村變革。而現在，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原有的那些改革動力已經隨之消失。一場“冬眠了十年”的農村改革的興起，其原因在于“市場大底部”的決定因素，具體地講，就是由于九十年代以來農民收入的遞減，以及由之而產生的農民購買力不足，影響內需，“農民收入增長的停滯已經把國民經濟憋住了”，最終導致國民經濟的低速增長，從而影響到國家的戰略部署。

因而周先生提出了“除非進一步清楚地界定產權，農民收入不可能增長”的對策。當然，這種對策已經不再僅僅只是局限于土地方面的產權問題——勞動所得，而是更多的從無名的產權——財產所得，而這種財產收入越發顯得重要。這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時，費沙（IrvingFisher）的《利息理論》、康芒斯的《制度經濟學》，已經是作為一個重點來強調。只是在今日中國的背景之下，周先生對其進行重新的強調、界定罷了。

因而，縱觀周先生的推理、觀點，我們可以得出周先生基本上還是站在產權經濟學的角度，只是強調的角度已經不再簡單地是交易成本，而從收入－產權的角度，站在整個國家的高度，對整個三農問題進行著詳盡的耙梳。這，或許也就是產權經濟學所能達到的解釋高度罷。

二

在周先生的分析中，有著一條相當清楚的脈絡，那就是從國家－農民的相互作用出發，用時髦的話，就是國家－個人的博弈過程。也正是在這一角度上，周先生提出“產權可能是副產品”這種驚人的觀點。而這樣的分析方式，與政治學上的系統分析法有著極其相似的方法。在戴維·伊斯頓系統分析方法中，系統輸入、中間過程以及系統輸出、反饋等諸多的因素已經作為政治系統整合的重要因素與過程。在這一方面，他與政治學的系統分析有著相似之處。

從政治學的角度，或者說更寬泛一點，從政治－社會的角度來探討三農問題，主要集中在兩方面。其一是法治角度，即法律的制定是否完善、法律的執行是否徹底。這一法治的視野，主流的觀點大致是認為，現行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是與時代的要求相適應的，如目前實行的《土地管理法》等系列法律、法規沒有過多的漏洞，問題的關鍵出現在法律的執行方面。執法過程中，滲進著過多的人的因素，使得法治的目標發生了偏轉，人治的因素過重。

這種觀點，在的《現代化陷阱》一書中隨處可見，因而她們提出的一個解決辦法就是用道德來加以輔助。

第二種觀點則認為，問題不僅僅出現在法律的制定、執法的水平這些低層次的因素，而是出現在整個國家的社會架構方面。他們認為，自建國之后實行的戶籍制度，就使中國出現了兩個不同的社會，一邊是享受著種種特別福利的城市，另一邊則是被遺忘的廣大農村。正是這種城鄉壁壘（筆者試圖不用城鄉二元結構，因為它是一個相當含糊的概念，詳細可見筆者的《混亂的“城鄉二元結構”》）束縛著農村發展，導致農民的二等公民身分，最終讓整個農民陷入一種可怕的“鎖入效應”。因而他們提出了“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結構體制的束縛”這種針鋒相對的觀點，而解決的對策，也就是破除城鄉壁壘，給農民以國民待遇（李昌平）。目前的學術界主流思想很明顯地轉向支持這種觀點。

然而，雖然“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結構體制的束縛”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可，這可能會有利于今日中國農民生活狀態的改觀，但是，若從學理的角度出發，我們卻不得不承認這樣的解釋，其說服力是遠遠比不上周其仁先生的解釋。因為這樣的解釋充其量只是涉及到三農問題的“外在性本質”，而沒有深入到像汪丁丁所講的那種“價值體系”，也就是沒有真正涉及到一個根源問題——改革的動力之所在。而周先生的文章則指出的改革動力——市場大底部——是一個很實在、很現實的改革動力！

因而，許多的政治學者們就在上述的基礎上進行更為深入的探討，他們從整個中國改革的大背景出發，來分析三農問題。他們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模式，是一種做大蛋糕的模式，從社會的邊緣發端，從而在一段時間里處于一種“帕累托最優”的狀態——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提高同時沒有一人的福利降低——之中。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際，中國的社會資源配置機制發生了變化——急劇的變化，使得一些人得以迅速暴富起來，而改革開放之初的廣大受益者卻淪為改革代價的承擔者，這些群體有廣大的農民、進城的民工、城市下崗工人等，最終演化成今日的中國10大階層（陸學藝，2002）。

這些改革代價的承擔者，“與整個社會結果是斷裂的，其自身是相對封閉”，最終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現象——“貧困群體化”（孫立平，2002）。而在一項更為具體的研究中，學者們發現，是城市下崗工人的斷層化，才引發出人們對三農問題的關注。換言之，自70年代末的之后，社會的一種普遍共識是農民已經發展起來了，但是，只有等到城市的下崗工人的生活失去保障之后，對社會、政府構成極大的壓力之際，人們才真正地重新思考著弱勢群體的問題，而在這弱勢群體之中，自然包含著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這一個歷史性的根本問題，竟然要這樣地被間接提及，誠可悲矣！這種特殊的情況之下，人們就不得不問，到底我們的政治體制是怎么一回事、我們的政府是怎樣行使權力的，竟然使三農問題處于如此的一種被遺忘的邊緣化地位？或許，這就是學者們發出了“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這種時代的強音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能夠提出“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這樣的時代強音，確實需要足夠的睿智、豁達的胸襟以及宏闊的視野，莫怪乎許前席先生的《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戰略與管理》2002年第一期）獲得了普遍的好評。在《作為政治問題的農民問題》一文中，作者開宗明義地表明：中國當前的農民問題，如此迫切沉重，對其決斷和回答，不是庸俗的經濟倫理及政策所能應對的，它在不斷追求一個“清醒而又堅韌”的政治主導層。在許文中，作者特別反對的是庸俗經濟倫理的操練者，以及那些信仰操練者。反對前者“一味地兜售一種軟乎乎的幸福主義觀，而全然不覺民族整體的政治思想和節操”，反對后者“單單憑借‘良心原則’，憑借‘對自己主觀信念的無限確信’（亞當·斯密語）來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從而使國家和民族的整體生存”“漂浮在混亂信眾的不確定意見之上”。

作為政治，它首要的是面對著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政治體置人民于何處。古往今來的政治哲學和歷史教訓，無不揭示著這樣的一個真理：人民是事實上的法官。因而，政治體應當以民為本也就變成了理所當然。而以民為本的政治體，也就理所當然地要“給農民以國民待遇”。這具有邏輯上的一致性?！敖o農民以國民待遇”決不是像經濟學上所討論的邊際效應最大化為準則，而是一個“政治權力落實到何處的問題”。

在以公民個體為基本單位的現代政治社會中，這樣的一個觀點也是不證自明的：公民乃一國之公民，而非一地方共同體——人口群落之公民。在這個意義上，許先生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最終目標，決不可以任何人為的方式切斷公民個體和中央國家之間政治聯系，要讓這一聯系聯系高度堅韌化、高度民主化”。換句話講，國家的愛民之意圖，應該“讓人民看到并感受到”。因此，許前席先生呼吁一種韋伯式的政治教育（更詳細的論述可見甘陽的《走向“政治民族”》），一種漢納阿倫特式的公民理念，以避免“政治侏儒”的可悲立場。因為，“作為一門志業的政治，應當是現實主義的，也應當是理想主義的。這兩方面如能互補，就是對的。如果各自分離，就都是錯的”。

至此，許先生的觀點也就顯然可見，他認為正是“底層民眾，特別是農民，深重地壓迫著幾代人的社會良心”，這與政治的本質是不相符的，這就客觀上要求“政治家們和輔政者們必須學會感受這巨大的歷史責任感和民族責任，從中分辨出政治原則的真正要求，并執行正義”。

三

很顯然地，在將三農問題歸結為經濟性還是政治性的問題上，我們沒有辦法分別出誰優誰劣。但是，在對比之中，我們卻很容易地發現它們的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無論是周先生的分析，還是許先生的分析，都將最后的問題提高到一種人的作用的本質。周先生強調農民在國家－農民的博弈過程中的重大作用，而許先生則強調，政治體應當以人為本，二者實際上是殊途同歸的。這種以人為主體的分析，在法國經典作家米歇爾·?？驴磥恚鼈兌际菍儆谝环N“人類學”的話語體系。

在其扛鼎之作《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一書中，福柯通過對比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發生在西方文化的認識型中的兩個巨大的斷裂，發現“第二次斷裂則標志著古典時代的終結和現時代的開端，在現時代表象理論、語言都消失了，同一與差異被有機結構所取代；人（I’homme）只作為物之序中的一條裂縫而首次進入了西方知識領域，人類學產生了，并適合于人的人文科學的空間也打開了。”言外之意，在“人并不存在（生命、語言和勞動也一樣不存在）”的年代，人是不可能被作為客觀而進行科學的思考范疇之內的，而只有當“一個問題、一個要求、一個理論或實踐的秩序”成為一種障礙時，人類學才得以產生，人才能作為問題的思考重心而進入科學的研究領域。在這一人類學的視野之下，人已經無可爭論地作為第一性而存在，人的價值也就成為我們思考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同時也是最終的歸宿。這也是我們今天討論三農問題的一個根本性前提。

這種以人為根本價值取向的思維，使我們在處理三農問題時有著一種最終的底線。它使我們明白：人的經濟價值的提高產生了對制度的新的要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來滿足這些需求的。這種為適應新的需求所進行的滯后調整，往往是社會問題的關鍵所在（T·W·舒爾茨）。如50－60年代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日本、臺灣，農業經濟獲得了一個增長的契機，這一歷史現象促使了廣大的農民產生了對制度調整的一種新的渴望。他們要求進行租約合同的改革，要求公共措施的改善，要求政治權利的保證等等，并組織合作社來實現他們的愿望。

對三農問題的認識范文第3篇

1、三農問題，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產業出現的幾個重要問題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這三個問題的統稱即為三農問題?！叭r”問題作為一個概念最早由經濟管理學博士溫鐵軍于1996年正式提出?！叭r”問題的本質是民生問題?！叭r”問題提出的初期，就曾有人指出，三農問題不過是國家整體發展過程中所出現問題的一個縮影。如果說確有必要把“三農”單獨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那么以后還會有“三工”問題、“三學”問題、“三醫”問題等等諸多問題。這種說法不是忽視“三農”問題的存在，也不是轉移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心，而是要求國家從整體發展的宏觀角度，從長遠規劃的視角來全面審視“三農”問題，在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的基礎上來謀求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叭r”問題的解決與“三工”問題密切相關。從一、二產業之間的關系來看，作為工業生產的原材料供給方的農業發展水平直接決定了工業的發展基礎和前進方向，反之，工業的發展進程又決定了農業的發展速度的整體水平。回顧歷史，目前理論界有一種看法是：建國以來，基于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長遠目標，作為第一產業的農業始終支撐第二產業工業的發展，而工業對于農業的反哺作用很小，在某些作法上甚至成為了抑制農業發展的阻力。實際上，農業與工業是一條流水線上的不同環節，哪一環出現梗阻都會影響到整條流水線的運轉。所以，一個國家各個產業之間是一不是二的關系。另外，從建國至今，工人的生活水平整體上沒有與農民有太大的差距，兩者基本上平行發展，把城鎮中少數富有人群擴大代表了城鎮戶口中的全體，進而得出城鄉二元結構的結論，有失客觀和全面。所以，究其實質，“三農”問題凸顯的還是民生問題。

2、“三農”問題作為民生問題，探究其實質上是一個政治問題

應當說，民生問題首先表現為社會問題、經濟問題?，F在老百姓關注四大問題：教育、醫療、住房、就業。這四個問題基本都是社會層面、經濟層面的問題。但是我認為這些問題的解決，在中國目前的體制政策環境下，首先是一個政治層面的問題。如果不從政治層面思考和解決問題，這些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是解決不好或者解決不了的。為什么呢？我想至少有二方面的理由：第一，這些看起來屬于經濟、社會層面的民生問題，它后面直接關聯的是與政府的公共服務有關。民生問題解決得好與不好，都與政府在一定時期的公共服務提供能力有關，也與政府自身的行為有關。一個政府行為規范，公共服務意識、公共服務提供能力強，圍繞民生問題反映的社會問題也許并不突出。因為政府的行為和能力容易受到民眾的認可。反之，則可能是另一種狀況，所以，我們說民生問題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它也是一個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行為問題，這實際就上升到了政治層面。第二，表現為經濟、社會層面的民生問題，也與一定時期社會的公平、正義有著密切的關系。如果一個社會公平正義度比較高，即使這個社會的經濟能力有限，社會利益分配得比較合理，那可能老百姓的怨聲還不至于很高；如果說這個社會不能體現公平、正義，社會利益分配又明顯不公，即使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高了，民眾的呼聲仍然會很高，甚至成為社會凸顯的焦點。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過去34年的改革開放，廣大民眾確實從改革中獲得了實惠，但為什么到今天，民生問題如此凸顯，并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非常值得我們深思?；谝陨隙€理由，我認為民生問題歸根結底是一個政治問題。

3、用老子思想對民生問題進行解讀有助于開拓我們的思維

對三農問題的認識范文第4篇

可以說除腐敗問題以外，我國目前存在的幾個重大問題，如貧富懸殊、就業、貧困、人口、生態環境等均與“三農”問題有密切的聯系。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得我國沿海地區的加工制造企業遭受嚴重損失，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在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中，出口占據了很大比重，而消費則顯得相對不足。近年來，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偏高，2007年甚至達到了72%，可見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很不合理。

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系到國民素質、經濟發展，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中國的國民經濟發展潛力巨大，且不論質的提升，僅從量上考察，中國的重大經濟問題，都依賴于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的突破。

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大出路是刺激國內需求，即拉動內需。而在國內需求的組成中，農村市場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梢赃@樣說，農村市場一旦崛起，我國經濟發展將進入一個新紀元。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出現了以“農村經濟發展緩慢，農民增收困難，農民負擔沉重”為核心的“三農”問題。三農問題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給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中國有九億農民，農村地區的發展影響著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實際上，自從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已經進入買方社會，社會需求嚴重不足。國家不得不采取各政府措施來刺激需求，拉動經濟增長。而對于大中城市來說，這些供大于求的大部分商品已經飽和。而正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農村經濟發展出現停滯狀態，農民出現增收困難，使得農村消費處于很低的水平，農村人口的人均消費是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近70%，而消費額僅為全國消費總額的39%。1998年，僅僅9%的農村居民有冰箱，23%有洗衣機，33%有彩電，有很多的發展空間。假如使農村家用電器的普及率與目前的城市相同，中國的家電產業還有至少10年多的高增長。而現實情況是，不僅像汽車、電話、大屏幕彩電、電腦、熱水器等耐用品等，也是農民渴望而不可及的。這些產品在城市中，已經很難再開拓大的市場，所以要維持這些產業的發展，擴大農村消費市場是必然的選擇。據統計，農村居民每增加一元的消費需求，將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新增兩元的消費投資。但是，消費需求來源于經濟收入，沒有經濟收入的增長，拉動消費就是一句空話。因此，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收入的增加，實際上可以帶動牽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說，農民太多，一方面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和農村落后的主要標志，另一方面，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所在。其關鍵就是大力推進城市化進程，增加農民收入。如果把農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費提高到城市水平，將會創造出巨大的市場，實現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

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必須依賴于一定的社會環境以及政治環境。“三農”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社會和政治問題。首先，解決好三農問題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為天，吃飯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糧，心中不慌。吃飯沒有保障，一切都無從談起。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基本能夠保證，但從長遠發展來看，仍存在著許多不容忽視的困難和問題。中國人口基數太大，而且還在增加。隨著人口的增長，對糧食的需求越來越大。與此同時，中國人均可耕地面積還在不斷減少。任何時候，中國人民的飯碗只能端在自己的手里，中國人必須養活自己。三農問題不解決好，國家糧食安全就沒有保證。其次，解決好“三農”問題是確保社會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中國，如果沒有2/3以上的農村人口的穩定，就沒有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只有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加強農村民主政治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保證廣大農民安居樂業，農村社會穩定才能有堅實的基礎，國家的長治久安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中國經濟要想獲得長足穩定的發展，就必須解決好“三農”問題?！叭r”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大影響因素，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陀^現實已經要求我們必須拿出切實有效的、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措施來解決“三農”問題。

一是要切實保障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供給。糧食始終是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基礎，任何時候都不能出現閃失。在指導思想上，必須始終堅持立足國內，實現糧食基本供給。

二是促進農民持續增收。解決農民收入問題，最重要的是擴大農民就業。要內外結合、多措并舉，既要挖掘農業內部的增收潛力，做足種植業結構調整、耕地精耕細作的文章，積極發展特色農業、生態農業和旅游觀光農業；又要拓展農村二三產業的就業增收空間，還要廣辟外出務工經商的轉移渠道。把壯大縣城經濟作為一項大戰略，積極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加快鄉鎮企業發展和小城鎮建設，為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和增收機會。

對三農問題的認識范文第5篇

一、三農問題的現實意義

“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村、農民這三個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個從事行業、居住地域和主體身份三位一體的問題，但三者側重點不一，必須一體化地考慮以上三個問題?！叭r”問題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必然產物。近些年，“三農”問題極其引人關注?！叭r”問題是確保我國糧食安全和農產品的供給首先要解決的問題，雖然我國的糧食產量與日俱增，但食品的安全并非得到保證。隨著人口的增長，對食物的要求也越來越多樣化，我國每年還要從外國引入進口糧食，由于我國農業生產技術落后，農民缺乏積極性，導致我國糧食自給率下降，所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首先，要想維護社會長久和諧穩定，就要解決好“三農”問題，我國有一半人口來自于農村，如果農村的人口不穩定，必然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增加農民的收入，保證農民的基本生活，是國家長久治安強有力的保障。其次，要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就要解決好“三農”問題，要想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重點是在農村，如果農業不發達，就沒有穩定的物質基礎，如果農村的經濟相對落后，國民經濟也無法提高，如果沒有農村的普遍小康，全國的全面小康也無法實現。最后，要想保持經濟穩步向前，就要解決好“三農”問題，根據城鄉居民的收入比例可知，農村是一個消費潛力非常大的群體，加大農業的發展，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不斷地擴大內需，才能使得國民經濟持續發展。

二、目前三農問題的主要表現

（一）目前我國農業問題的主要表現

農業供給人類生產和生活的必需品，沒有農業就沒有食物，當然就不會存在其他行業，所以農業是基礎。我國是農業大國，農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產業。我國農業都是以家庭經營為主，農業就是農業經營者對動植物生命活動的控制過程，目前我國的農業存在很多值得關注的問題。首先，我國農業人多地少，環境惡劣，經常大量使用有害的農藥，使本來缺乏的水資源也被污染，而且我國農業生產結構和產品結構都不合理，農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實行，不僅調整了我國農業生產組織形式，改善了我國農業生產結構，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其次，農村的人口都偏向老齡化和婦女化，身體強壯的青年都外出打工，不僅無法生產出優質的農產品，競爭力非常弱，而且生產效率也非常低。如今逐步緩解和根除了我國糧食和其它農副產品一直供不應求的局面，增加了農民收入，提高了我國城鄉人民的生活水平，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穩步發展奠定了基礎，也為我國其它領域的經濟改革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經驗。最后，農業生產技術水平落后，設施不完善都會制約我國農業的發展，無法適應現代農業的需要。

（二）當今中國農村問題的主要表現

農村在中國革命和建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農村的問題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穩定問題、留守問題、環境問題。農村不斷地出現土地糾紛，房屋的拆遷重建、利益分配不均都會引起農村的不穩定，農村的不穩定必然會阻礙社會的穩定。如今，農村的青壯年外出打工，強大的勞動力不斷流失，使得農村的留守老人、兒童、婦女不斷增多，生活質量受到影響，老人缺乏兒女照顧，妻子與丈夫缺乏溝通，兒童缺乏關愛，必然會對農村的和諧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隨著生活質量不斷提高，農民也在不斷改變自己的生活環境，房屋建造到沿路或是沿街，導致農村里的居民變少，生活在原住房的居民生活條件極差，不滿足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愿景。

（三）當今中國農民問題的主要表現

農民歷來在中國歷史上扮演著最基礎的角色，每次社會的變革和革命都會被推動到最前沿，并且往往最終起著關鍵性作用，但是在不同區域間、不同階層間的經濟交往中仍然處于劣勢，農民問題日益嚴重。雖然經濟在不斷發展，但是農民的收入水平還是很低，在城市打工的農民由于沒有市民身份，很多待遇無法享有，致使合法權益無法保證。農民經濟地位的低下導致文化上受歧視，教育基礎設施的相對落后使得在很多農村地區出現了大學生荒，而農村大學生回流現象非常少，農村的人才呈現有出無進的態勢，而城市出身的人才更不會愿意走向農村。

三、解決三農問題，促進我國農村未來發展

要想促進我國農村未來發展，首先就要解決好“三農”問題，使農業、農村、農民同步發展。

（一）解決“三農”問題的核心是加快農民的市民化

黨的十八三中全會提出城鄉一體化發展，首先就要使農民轉變為市民身份，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的問題，否則會導致城鎮勞動力匱乏，農村的發展也將停滯不前。城鎮化是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而城市也就成為了人類走向成熟和文明的現代標志。目前，農村的人口都向城市流動，財產權利和發展機會都得不到平等對待，應該對符合條件的農民轉為城鎮居民戶口，讓他們享受城鎮住房、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待遇。推動農村和城鎮協調發展，對個別城市的人口規模進行控制，在體制上和制度上開始變革，取消二元戶籍制度和身份限制政策，從農民的就業問題、住房問題、社會保障問題、隨遷子女的教育問題四個方面解決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民轉市民問題，使生活在城市中的農民獲得基本權利和平等的待遇。

（二）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是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

解決“三農”問題中的農業問題是個關鍵，現代農業是未來中國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中國的農業問題不僅是生產問題，而且是人和物如何并存的問題，農產品的穩定產出、糧食的安全都是農業發展的前提，農業的發展又是城鎮化的前提，也是制約因素。要想實現我國農業的現代化，農民的市民化是首要任務，提高農民生產的積極性，還要進行徹底的土地產權改革，保證土地全民所有而不是私有化，實現土地共同經營，并且對農業現代化提供技術支持和資金援助。農業的現代化不僅會為公民提供更優質的產品，也是實現中國繁榮富強的重要短板。

（三）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是農村的可持續發展過程

農民的市民化轉變，使得農村的現代化逐漸變為現實，但是農村的發展問題也是需要關注的。對農村的改造，開發和環境保護，都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標志，農村的可持續發展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黨的十報告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要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個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經濟的發展會受到環境的制約，所以要注意保護環境問題，合理開采土地和種植方式的改變，把生態環境和農村經濟的發展與建設結合起來，促進農村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

（四）解決“三農”問題是一個系統工程，最重要的是要做好體制改革和制度設計

加快城鎮化建設，是“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越來越多的農民流動到城市發展，但實現城鎮戶口的權利得不到滿足，是現階段城鎮化過程中要解決的首要難題。改變這一現象，最根本就要在宏觀上對體制進行改革和制度改革，城鎮化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要想充分實現這一目標，讓農民進入城市后收入穩定、有房住、有學上、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險得到保障，就要政府參與支持，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正確的政策選擇，解決農民的固有身份，實現人口自由流動，讓各類生產要素在政府的宏觀引導下自由配置，以防市場扭曲。解決“三農”問題，是實現農業和農村可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出路，為更好的實現農村現代化創造必要的前提條件。

四、結語

要想解決“三農”問題，首要解決的就是城鎮化問題，其核心就是使農民向市民身份的轉變，農業現代化的本質就是農民的現代化，加快實現農民的身份的轉變，讓農民融入到城市生活，實現城鄉一體化。用現代技術去改造農業和農村面貌，實現農村的可持續發展，建設一個美麗的新農村，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要求。總而言之，解決“三農”問題必須把農民、農業和農村三個方面作為一個整體，不可分割，要有側重點的對待，再依靠政府的力量實行體制改革和制度轉變，突破固有的階級和階層上的歧視。隨著城鎮化的實現和“三農”問題的解決，讓我國農業更強，農民得到平等待遇，農村呈現為安居樂業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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