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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三農問題的認識和理解范文第1篇

鄉鎮干部卻很少為自己辯解，在“眾口鑠金”的效果下，鄉鎮干部在三農問題中的“罪魁禍首”身份就這樣被確定了。實際情況是怎樣呢？作為鄉鎮干部，我從所了解的農民親戚家庭情況，來談一談三農問題。

農民負擔的構成

我沒找到對“農民負擔”一詞的科學解釋，目前大家把農民必須向政府交納的實物或現金，當作農民負擔來看待，這顯然不符合實際情況。農民負擔應該理解為，農民在正常生產和生活中所必須支出的資金和實物，包括農民必須向政府交納的稅費、家庭成員的醫療費用、子女讀書的教育費用、日常生活的各項支出、進行生產支付的生產成本、子女結婚所付出的費用、房屋等生活環境改造的費用、參加紅白喜事等人情支出，這些支出項目一起構成了農民的負擔。即使在稅費改革前，每戶農民向政府交納的稅費也是在200-500元之間，稅費改革后農民所交納的稅費減少了一半。

所以，即使政府不向農民收取任何費用，農民們也只是每年少支出幾百元錢，這完全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負擔問題，而且國家對農業的投入遠遠大于向農民收取的費用。社會大眾因為不了解實際情況，把眼光死死盯在農民向政府交的這些稅費上，不少人偏激地認為向農民征稅大大加重了農民負擔，而為了“養活”鄉鎮干部又不得不向農民征稅。所以，他們就得出了鄉鎮干部“吃”垮了農民，不要鄉鎮干部農民就會富起來的謬論。

近年來農民的負擔大大加重，是由社會經濟的發展決定的。社會的發展決定了農民有追求更高生活質量的需求，以前讓農民幸福萬分的有田種有房住、能吃飽穿暖的生活，現在只能算作最低生活要求。經濟發展的同時，讓農民必須付出更多的金錢，才能夠很好地進行生產和過上好生活。如今，各項費用都在上漲：種子、農藥、化肥等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教育費用從以前的中小學每年交幾元錢到現在每年交數百元，中專、大學由以前的國家供養到現在每年數千元；農民的醫療費用更是一筆讓農民最害怕的支出，一旦生大病便可能傾家蕩產；農民參加親戚鄰居的婚喪嫁娶等活動的人情支出，也由以前的幾元錢到現在的數十元上百元。

農民的負擔隨著社會經濟的迅猛發展，已經在十數年中向上翻了數倍。

傳統農業生產模式的缺陷

傳統的農業生產模式，是當時為了解決人們的溫飽問題而產生的。以家庭為單位獨立進行生產是其主要模式，生產糧食、豬肉、棉花為其主要內容。另外，只有生產沒有經營是農業最大特點，農民只是原材料生產者，而獲利最大的卻是加工和最終銷售者。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可以政策性地提高農產品價格，而市場經濟體制下卻只能由市場來決定農產品的價格。傳統的糧豬型已經供應過剩的農產品，又普遍存在著農藥殘留等污染重、品種過時、口味差、營養低、無包裝等質量低下的特點，其本身在市場上價值就不高。

由于傳統農業生產存在這些缺陷，農業為農民所創造的經濟效益便非常低。雖然社會經濟迅猛發展，農民較好地生活和進行生產所必須承擔的負擔翻了數倍，但是農業卻沒有隨之發展，反而由于生產資料漲價使生產成本過高；農產品又不斷降價而導致農業生產所產生的經濟效益，不但沒有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提高，反而下降了。這樣的矛盾才是形成三農問題的主要矛盾，而不是人們錯誤認為的鄉鎮干部“吃”垮了農民。

需要改革的方面

對三農問題的認識和理解范文第2篇

關鍵詞：高校畢業生；基層就業；勝任力

中圖分類號；G40－0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4156(2012)07-110-03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不斷發展，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越來越高，較好地滿足了人民群眾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但同時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日益嚴峻，尤其是近兩年受金融危機的影響，這一問題顯得格外突出。黨和政府高度重視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問題，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政策，鼓勵和號召廣大高校畢業生面向基層就業。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和響應政府號召，許多高校畢業生選擇到基層就業。然而，進人工作崗位之后，他們遇到了困難，產生了困惑。工作上、生活上的不適應，凸顯了高校畢業生在基層就業勝任力不足的問題。探究造成高校畢業生基層就業勝任力不足的深層原因，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以期提高高校畢業生的勝任力，進而為高校畢業生基層就業政策落實提出一些建議，這就是本文的主旨。

一、高校畢業生在基層就業的現狀

為了對現有高校畢業生基層就業勝任力情況有個整體的把握，通過面對面、電話、QQ聊天等多種方式，對近50名已在基層就業的高校畢業生進行了訪談，其結果顯示，高校畢業生勝任力不足的主要表現有三個方面：

1.工作狀況不佳。一方面，許多畢業生實際工作能力相對較差，不能較好地完成本職工作或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另一方面，又缺乏正確的工作目標和動力。許多大學生懷揣著來基層當“跳板”的想法，工作敷衍了事，無所事事，晃時間，混日子。

2.與領導、同事的關系不融洽。有些大學生懷揣著大學生天之驕子的榮耀感到基層工作，看不起單位中學歷低的領導與同事。此外，看不慣或不適應基層的工作方式和身處這種工作方式之中的領導與同事。加之，基層單位中固有的排資論輩慣例，也是這些新到工作崗位的年輕人所不能接受的。這些觀念上的差異很容易造成大學生與領導、同事之間產生分歧與摩擦，導致關系不融洽。

3.對基層生活不適應。大學生大學四年大多都在城市里度過，城市中各種配套設施都很健全完善，如飲食、娛樂、休閑、交通、購物等都非常便捷，而且可選擇性非常大。而到基層之后，這些方面都很難如愿。交通不便，休閑娛樂場所設施少，飲食結構單一，購物不方便且物品種類少，和朋友聯系也不方便及對工作地的飲食不習慣，對當地的自然環境和民風民俗不適應等。

二、高校畢業生在基層就業勝任力不足的原因分析

參考戴維·麥克利蘭關于勝任力的分析維度，我們從知識、能力和情感態度等三個方面來分析。

1.能力上的欠缺。能力是衡量一個人能否勝任一份工作最主要的標準，對剛剛參加工作的大學生更是如此。他們從校門到基層，在缺乏經踐實驗的同時又很難協調工作之中的人際關系。

大學校園里，學生都是平等主體，彼此沒有太多的利益關系，學生之間的關系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單純的。而工作中，同事之間除了合作還存在一種不同于學業的競爭關系。大學生長期在校園生活，習慣了校園里單純的人際關系，加上缺少工作鍛煉與磨礪，造成對基層單位人際關系的了解不足，駕馭能力不足，不能恰當地處理與領導、同事的關系。與周圍人關系不融洽，自然影響工作上的發揮與表現。

2.相關知識上的不足。在基層就業，就要具有對選調生、“三支一扶”、大學生村官、“西部志愿者計劃”等工作崗位的基本知識。如對“三農”即農業、農村、農民知識的欠缺，這也是影響大學生基層就業勝任力的一個重要原因?；鶎庸ぷ餍枰嚯x地和農民兄弟接觸，和農村接觸，和農業接觸，因此就需要有豐富的三農知識做基礎，需要了解大量的有關三農的政策，需要不斷關注國家對“三農”問題的新走向、新態勢。大學生在學校長期接受專業知識與理論教育，很少或根本未提及三農及基層知識，造成大學生對三農及基層知識缺乏應有的了解。

3.態度價值觀上的不端正。從整體上看，大學生自愿主動選擇到基層就業的意愿還是非常低的，普遍缺乏扎根基層的工作精神。選擇去基層就業的很大一部分畢業生的價值觀、就業觀并不是很端正，他們大多都是迫于嚴峻的就業形勢，才選擇到基層就業。作出這個選擇，只是為了先就業，只不過是為自己“鍍金”。先選擇基層就業，既能養活自己，獨立生活，還能賺取基層工作經驗，等時機合適了就拍屁股走人。價值觀、就業觀上的不端正，造成了到基層就業的大學生工作動機不端正，工作態度不積極，其工作效果便可想而知。

三、提高大學生基層就業勝任力的對策

提升高校畢業生基層就業的勝任力，需要畢業生、高校、國家及社會多方面相互配合，協調一致，共同努力。

1.樹立正確的基層就業觀念。面對日益嚴峻的就業形勢，必須要擺正位置，端正態度，拋棄城市一切都好的錯誤觀念，主動選擇到基層就業。要加強對自我主觀世界的改造，培養對農業、農村、農民的感情，形成對基層正確的認識與態度，樹立扎根基層的精神。在基層中體驗農民的生活、農村的現狀、農業的困境，拉近大學生與廣大農民群眾的距離，真正理解“為人民服務”的含義。

對三農問題的認識和理解范文第3篇

一、探源之一：產生背景產業革命和工業化的發端

農業作為弱勢產業、農民作為弱勢群體以及農村經濟作為國民經濟的薄弱環節，有其特定的經濟歷史背景。自從產業革命導致現代制造業和現代城市的興起，就整體而言，農業這一曾經作為農業社會經濟的主導產業就開始逐步被新興現代制造業所替代，與此同時，農民和農村經濟發展也隨之處于相對劣勢地位。因此，除非一國政府在工業化進程中有意識地對這一弱勢產業和群體加以保護，否則，農業停滯、農村落后，以及農民生活的相對貧困似乎就成為產業革命，以及由此引起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必然后果。

這是因為，第一，作為近、現代科學技術的發明和發現產物的現代新興制造業（與傳統農業相比）有著較高的生產率水平，它的產生使人類生產活動實現了從手工勞動向機械化生產的巨大轉變，使人類得以用較小的勞動消耗獲得較多的勞動成果，從而在社會財富的創造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進而成為一國國民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總值），以及國民收入增長的主要貢獻者。

第二，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業與工業將互相促進、相互影響。但現代工業對傳統農業將產生更為重大而深刻的影響。表現在，在工業化初期，傳統農業為現代制造業的興起作出了包括糧食、原料、勞動力和資金，以及市場等方面在內的貢獻；而迅速發展起來的現代制造業，將以其技術和制度方面的明顯優勢，轉而對傳統農業的現代化進程，產生更為強大的推動作用和影響。

第三，隨著工業化的推進，現代制造業以其較高的生產率水平，不僅成為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絕對量增長的主要貢獻者，而且在其相對份額增長方面占有明顯優勢；另一方面，現代制造業以其較高的產出率和收入水平，以及較高資本積累率或投資率創造出廣泛的勞動力需求和就業機會，從而吸引勞動力從傳統農業向現代制造業部門的大量轉移。

最后，隨著工業化的進一步推進，農業的相對地位（即在國民收入和就業中的相對份額）將呈下降趨勢。與此相對照，工業部門則成長為支撐國民經濟增長的主導部門。隨著農業相對地位的下降，在人們心目中，其絕對地位似乎也在下降，由此產生了工業化過程中的“唯工業化傾向”，它使戰后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呈現不斷強化和加劇之勢。

二、探源之二：“先天劣勢”農業生產技術、產品和組織

與現代制造業相比傳統農業在生產技術、產品以及農民組織等方面處于“先天”劣勢。這方面的較早研究可見之于中國留美學者張培剛的早期著作《農業與工業化》。張培剛：《農業與工業化》，華中工學院出版社，年版，第⒉⒋章。該書在論及工業化過程中農業與工業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農業所做出的重要“貢獻”時，深刻揭示了農業和農民的不利處境。張培剛在論述農業的“產品貢獻”時指出，由于工農業產品供求關系變動引起的工農業產品的相對價格變動，往往對農業和農民不利，即當工業品價格由于需求不足而下降時，作為工業品生產原料的農產品價格也將隨之下跌，而其下降幅度卻往往超過工業品價格；另一方面，當農產品價格由于欠收或供給不足而上漲時，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品價格也將隨之上漲，且漲幅往往超過農產品價格。由此不難看出，在工農業產品的相對價格（即貿易條件）變動中，農業和農民往往處于不利地位。

另外，在闡述農業的“市場貢獻”時，張培剛認為，農業和農民在向工業化作出市場貢獻時，自身作出了巨大犧牲：即當農業和農民作為工業品的購買者，往往面對“賣方壟斷”市場”，由于價格由賣方決定，因而被迫支付較高價格；而當農民作為農產品的出售者，又面臨“買方壟斷”市場，由于價格往往由買方決定，因此不得不被迫接受較低價格。顯然，在工農業產品交換中，農業和農民無論作為買者還是賣者，總是處于不利地位。

此外，農業和農民的相對劣勢地位，可以經由以下兩方面進一步加以說明。

其一是農產品的特性。由于農產品是有機的生物產品，這種特定的自然屬性使其容易腐爛、變質，不易儲存和運輸，因此，生產者往往希望能夠盡快出售產品，以減少運輸和儲存過程中的浪費，這樣，在出售農產品時，不得不被迫接受低價。

其二是傳統農業中農民組織的渙散性。這種組織上的渙散性使眾多個體農戶，在直接面對市場時（無論作為買者還是作為賣者），客觀上都將使另一方具有某種壟斷優勢。因為，無組織的個體小農戶不僅難以形成利益共同體，相反，容易形成彼此競爭、相互對立、互相削弱的內部沖突之勢。這樣，在面對數量較少的賣方和買方時，農業和農民的失利就成為必然。

由上述因素導致的不利結果，并非不可克服。其出路在于，加快農業現代化中的技術進步以及組織和制度方面的建設。如果將現代制造業提供的先進技術（包括儲存、運輸和保鮮技術）運用于農業，由農產品的生物特性引起的諸多問題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另一方面（即更為重要的方面），是使農業和農民有效地組織起來，形成保護自身利益的組織。這樣，市場結構將會隨之改變，農民為維護自身利益在市場上的討價還價能力及劣勢地位就會根本改善。當然，所有這些條件的最終改善將取決于人的認識和努力。

除了農產品的特性和農民的組織性兩方面因素外，農業和農民的不利處境，還可以經由農產品的供求彈性以及來說明。首先看農產品的供給彈性?？梢哉f，迄今為止，農業生產對自然條件仍然有著極大的依賴性，加上農產品生產周期較長，從而導致農產品的供給呈現較低彈性。這樣，當農產品需求增加以及由此引起價格上升時，農業生產卻不能相應地快速增長，從而使農業難以通過增加供給以獲得價格上漲帶來的收入增長的好處。另一方面從農產品的需求彈性看，由于凱恩斯“基本心理法則”（“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律”）和“恩格爾定律”（“食品消費支出在人們總消費支出中的比重將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愈來愈小”）的雙重作用，加上現代合成材料技術的進步，農產品的需求也呈較低彈性。這就意味著，隨著經濟進步和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農業的增長和發展從需求方面獲得“拉動力”的空間也相對較小?；蛟S人們會說，這種分析排斥了技術進步因素的作用。的確，如果加進技術進步的影響，農業生產或農產品的有限的供給彈性將獲得相當程度的改善，而且，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費結構的改變，農產品的需求彈性也將有所提高。但就整體而言，農產品作為初級產品，與制造品相比，其供給和需求彈性均較低是不爭的事實。另外，與制造業產品相比，在農產品價值構成中扣除各項成本之外，新增價值（“附加值”）部分比重較小，加上其有限的后序“加工”過程又往往被制造業“包攬”和“壟斷”，因此，農業雖然為其他產業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巨大潛力和空間，自身卻囿于比較利益劣勢的局面而難以迅速發展。

最后，還由于農業的技術進步相對緩慢，農業生產結構調整的彈性相對較低，以及農業部門的資本積累率以及農業生產規模的擴張率也較低，因此，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和現代制造業等非農產業的興起，如果一國政府對農業缺少明智的扶持和保護措施，聽任經濟生活中的比較優勢法則和優勝劣規律的作用，那么，農業停滯、農村落后和農民貧困將不可避免。

三、探源之三：“后天不足”中國工業化戰略中的“重工輕農”傾向及其農業負效應

前面，本文從社會經濟歷史背景，以及工業化過程中農業與工業相互關系的角度，對“三農問題”的起源作了一般意義的探討，然而，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發達國家的工業化表現為農業與工業的雙雙進步與現代化？為什么有的（盡管是少數的）發展中國家在戰后推進工業化的過程中成功地避免了“三農問題”的困擾？……顯然，問題的答案還需從各國的工業化的指導思想和戰略選擇中去尋找。

眾所周知，由于對工業化內涵的片面甚至錯誤的理解，我國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在戰后工業化起步以及以后相當長的時期里，始終推行以犧牲農業換取制造業發展的工業化戰略。這種戰略從其推行的開始，就對發展中國家戰后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起著強化和加固作用。從另一種意義而言，這種以犧牲農業和農民利益為代價的工業化戰略的實施，又必須以強化“二元經濟結構”作為前提和手段，由此形成了戰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共有的“工業化”“城鄉分割”與“工農對立”“二元結構強化”的“累積性因果惡性循環”。因此可以說，不恰當的工業化戰略，是我國“三農問題”得以產生、并形成并呈“積重難返”之勢的重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因此，對我國工業化過程中制定和實施的重大戰略決策加以反思，為走出“三農困境”尋找出路，就顯得十分必要。

建國以來，我國“城鄉分割”、“工農對立”、“二元結構強化”的傾向集中表現在國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政策各個方面，包括收入政策、價格政策、稅收政策、投資政策，以及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產品提供政策、社會保障和福利政策等。

（）從收入分配政策看，我國自推進工業化以來，一直采取向城市居民傾斜的收入分配政策。改革開放后，隨著農業生產增長和農民收入的增加，這種情況一度有所改善，然而，自年代中期以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又明顯拉大。統計資料表明，到目前為止，占我國總人以上的農村居民，其收入在國民收中所占份額還不到，而總人口中不到的城市人口，其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超過劉書明等“關于減輕農民負擔的問題的幾個重大判斷”《財政研究》，年第期。，而且據測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改革前的倍左右，增加到目前的倍左右。

（）從價格政策看，為配合優先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的戰略，我國長期實施“工農業產品剪刀差”政策，即通過人為壓低農產品價格，以使工農業產品交換條件有利于工業部門的積累和擴張。改革開放后，盡管多次調整農產品價格，但由于工業品價格提高更快，因此，工農業產品價格之間的“剪刀差”非但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擴大。有資料顯示，年間的年里，以“剪刀差”方式流出的農業收入達到億元。年均流出億元，是改革前（年均億元）的倍。“剪刀差”這種“暗稅”給農民增加的負擔已超過農業稅（“明稅”）負擔（同前注）。。

（）從稅收政策看，我國城鄉居民稅賦也呈現明顯的“城鄉倒掛”現象。依據我國目前稅法和現行稅制，城鄉居民稅賦負擔嚴重失衡。從所得稅方面看，城市居民所得稅起征點為月收入元及以上者，而我國絕大多數農村地區農民年純收入不到元，卻必須履行納稅義務。從增值稅角度看，城鎮個體工商戶增值稅起征點為年銷售收入元者，然而，盡管一般農戶遠遠達不到該收入水平，卻戶戶必須交納農業稅。另外，現行稅制對城鎮個體工商戶實行五級超額累進所得稅率，年應稅收入不到元者，稅率為。而在農業方面，對主要農作物征收的每畝實際稅收負擔率（稅金純收益）則分別為：稻谷；小麥；玉米；大米，均明顯高于城鎮個體工商戶所得稅率劉書明等“關于減輕農民負擔問題的幾個重大判斷”《財政研究》，年第期。。另外，城鄉稅收征收方式及其（依據）也存在明顯的于農于不利和對農不公現象。從理論上說，稅收是基于經濟收入的一種派生性收入。而我國農業稅普遍采取“稅跟地走”（“地跟人走”）的均攤式征收方法，以至于許多農戶在幾乎沒有納稅基礎和能力的情況下也被迫成為納稅對象。

值得提及的是，若不是剛剛在全國農村推行的旨在為農減負的“費改稅”政策將多年來使農民不堪負重的稅外“費”賦減了下來，使農民負擔有所減輕，城鄉居民的稅賦差別就更為顯著。

（）從政府投資政策（包括基礎設施和公共產品提供政策）方面看，其“城市偏向性”同樣十分明顯。

一方面，在政府投入方面，我國一直采取向城市和工業建設傾斜的投資政策，改革開放后，雖然財政支農支出總量有所增加，但相對量卻呈下降趨勢。例如，年，財政支農支出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趨勢，即分別為：、、、、、和；年回升到，年又下降為陶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與農民負擔問題探索”《財貿經濟》，年第期。。另外，在政府對農業投入增加的同時，農業稅和鄉鎮企業稅則逐年增加，結果兩兩相抵（不考慮“剪刀差”形式的間接流出），農業和農村的資源凈流出遠遠超過凈流入。另外，在政府固定資產投入中，城鄉差別也十分明顯。例如，在年的政府固定資產投入中，對國有企業的投資占，人均達，元，而對農村集體經濟投入的人均水平僅為元（同前注）。。最后，從我國農業產值比重與政府支農投入比重兩個指標看，也不難發現兩者間的失衡。目前，我國農業產值占的，政府財政支農支出僅占總財政支出的（同前注）。。

另一方面，在基礎設施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城鄉二元結構”也相當明顯。公共物品應由政府（全部或部分）提供，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國長期以來，在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物品提供方面采取明顯的城鄉差別待遇政策。

農村的公共物品也可分為“純公共物品”和“準公共物品”。前者包括農業基礎科學研究、農業科技成果推廣、大規模土壤改良和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大江大河治理，防治病蟲害、環境保護與公共衛生設施，通訊和文化設施建設，以及年義務教育普及等。后者包括區域性小型基礎設施建設（如：電力、能源、水利、交通、通訊等設施建設）；高中及職業技術教育、農村醫療以及文化設施等。

“純公共物品”理應由中央財政提供，而“準公共物品”則由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財政共同提供。另外，農戶從事的農業生產活動，盡管在性質上被界定為“私人產品”，但由于其產品（尤其是大宗農作物產品）及其產量關系到國家糧食安全問題，因此具有明顯的“外溢性”，政府也完全可以而且應該借助于價格、稅收、以及投資政策等直接和間接手段，幫助其降低成本，提高生產并增加收入。然而遺憾的是，我國基礎設施和公共產品提供長期向城市尤其是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傾斜，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產品提供嚴重不足，從而造成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產品提供體制上的“二元結構”即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主要靠政府財政預算解決，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資金則主要由農民出資負擔。其后果是：農業科研和技術推廣投入不足。農業生產的科技含量始終難以提高；水利設施長年失修、建設滯后，大江大河治理不利，導致水患頻繁、干旱不斷，農業“靠天吃飯”的局面仍未改變；農村能源交通條件改善緩慢，公共衛生設施和標準遠遠落后于城市，農村九年義務教育普及面臨嚴重資金短缺，從而使占人口近的農村人口生活水平和勞動力素質不能迅速提高。

（）從社會保障和福利政策看，我國社保體制“城鄉差別待遇”更為明顯。城鎮居民享有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的保護；城鎮國有企業下崗職工享有“三條社會保障線”即“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失業保險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政府舉辦的“再就業工程”等措施的關懷和保護；此外，城市居民還不同程度地享受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社保制度提供的好處。而在農村，除了土地作為農民賴以生存的唯一保障外，農民的生老病死別無其他保障。農民生活的目的和全部意義變得如此簡單，那就是為生存著而“活”著。

對三農問題的認識和理解范文第4篇

關鍵詞：中國新農村建設；內涵；發展方向

之所以如此重視新農村的建設，原因在于其重大的現實意義。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措施。對于縮小城鄉差距相當有利，并且能促進現代農業及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根據大會的精神，新農村的建設離不開城市的大力支持，同樣地，工業化的建設也是其中一項重要內容。新農村建設的內涵和發展方向與城鎮化和工業化之間能否等同起來一直困擾著人們，在這里通過討論為大家揭曉答案。

一、有關新農村建設的言論及實施方案

不管是上層官員還是基層干部，亦或是業內學者都對我國新農村建設的內涵和發展方向發表自己的看法。那么多言論實際上大致意思都差不多。概括起來就是工業化與城鎮化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核心。

部分專家和學者也提出了有建設性的方案。農村城鎮化就是使農村逐步向城鎮轉型，農民數量減少，在生存方式上不再僅僅依靠農業。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深入及全面化，工業的理念不再是城市的專利，在農村也應該得到大力推進?，F在這些方案不僅僅只是形式上的，在許多地區都已經開始了實踐。像山東省認為工業化就是現代化的標志，在農村積極推進工業化。一些不夠發達的地方更是在新農村建設中將城鎮化和工業化擺在首位。

二、正確理解新農村建設

農村的城鎮化并不是說在形式上把農村變成城鎮，盡量使農村人口變成城市人口，而是在物質和精神生活上有實質性的提高，使其發展與城市相協調。雖然新農村建設的內涵不等同于城鎮化和工業化，但是兩者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城鎮化和工業化作為外部推動力促進農業發展，反過來，建設好了新農村，又為城鎮化和工業化創造了條件。兩者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都將相輔相成、共同發展。

總書記代表中央精神也加新農村建設列入發展戰略，指出三農問題在實現全面的小康社會和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性。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建設新農村的艱巨性，并做好長期奮斗的思想準備。部分地方領導也積極響應中央號召，抓緊推進新農村的建設。在城鎮化和工業化的同時，要保留地方文化和特色，避免顧此失彼。

三、借鑒國外成功的經驗

鑒于中國現在的經濟情況，對新農村的建設可以說是大勢所趨。我國的城鄉差距日益增大，加上綜合國力的增強，要實現全國人民的共同富裕，加強新農村建設勢在必行。我國如今的情勢堪比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韓國，我們可以借鑒其新村運動的經驗，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韓國新村運動的目的、口號都具有正面能量，并且配以靈活的運動方式，在物質建設的同時不忘精神層面，以自愿為前提自上而下全民行動。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其建設新農村卻丟了新農村的后果，大規模的農村人員流失令建設空置，失去了建設的意義。鑒于這樣的教訓，我國的新農村建設應該正確理解其內涵，找準發展方向，切不可簡單照搬國外的形式，西方以犧牲資源和環境為代價的工業化老路實在不應該效仿。在學習韓國成功經驗的同時，將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工業化兩手抓，齊頭并進?？梢哉f實現農村城鎮化和工業化是實現城鄉一體化的基礎，是最終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所在。中國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有自己的創新理念。

四、對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工業化的關系理解得意義

正確理解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工業化的關系，絕不能相互替代。認清兩者之間的關系，無論是從短期還是長期來看都具有戰略意義。由于我國地域寬廣，各地的發展水平顯然不在一個層次上。根據實際情況，確定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工業化的地位很有必要。對一些城鎮化和工業化程度非常低的市縣和鄉鎮，突出新農村建設的地位才行。從長遠角度考慮，正確的理解對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發展相當有利。之所有具有獨創性，與中國深厚的文化底蘊和良好的物質基礎不無關系。

農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區別甚至可以當作區分不同國籍的標準。因為我國的城市文明和城市工業文明幾乎是跟其他國家一樣的。中國要想真正發展起來，生搬硬套別人的模式是不太現實的，必須得有自己的特色。我們就得在農業文明上下足功夫，積極推動新農村建設。

五、總結

中國新農村的建設不僅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具有推動力，并且對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意義深遠。我們必須從各種言論中自省，吸取經驗教訓，全面理解中國新農村建設的內涵、正確把握發展方向，爭取早日實現新農村的建設任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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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三農問題的認識和理解范文第5篇

現階段中國“三農”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實質是收入問題；收入問題的實質是就業問題；就業問題的實質是勞動生產率問題和城鎮化問題.20世紀40年代末，我國農業產值占GDP的比重達85%，目前已降至15%以下，但農村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僅從1949年的85%降至目前的61%。近年來，我國農民收入之所以無法得到較大幅度增長，其中的﹁個重要原因，就是農民的數量不能隨著農業產值占GDP比重的下降而相應減少，從而嚴重地制約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加入世貿組織后，許多人都擔心我國農業會受到很大的沖擊，這種沖擊固然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由此需要農民脫離農業的速度跟不上，使農民蒙受難以預料的損失。一段時間以來，由于我國農業結構的調整嚴重滯后于產業結構的調整，致使我國農業領域里沉淀了過量的勞動力，這是農民依靠農業增收困難的深層原因。與此相聯系，由于我國農業的就業份額過高，導致農業與非農產業的相對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從1990年的4倍，擴大到2002年的5.3倍。這表明這段時間農業相對勞動生產率，不僅沒有提高反而下降了。

那么，應當如何提高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進而增加農民純收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影響勞動生產率的因素時，幾乎都談到物化勞動所起的作用。馬克思指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勞動的份額減少，過去勞動的份額增加，但結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總量減少，因而，所減少的活勞動要大于所增加的過去勞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0頁)，在土地以及其他生產要素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由于客觀上存在著投資報酬遞減趨勢，農業勞動生產率往往因為勞動投入量的增加而趨于遞減。如果多余的勞動力未能轉移到農業以外的其他領域，則必然造成潛在的待業農業勞動力的增加。如果把所有的農業勞動力都投在數量固定甚至日趨減少的土地上，則必然造成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下降。這種因為農業活勞動投入量過多而造成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偏低，實際上是屬于不充分就業。這就說明了，對我國這樣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在農業部門中，僅僅節約勞動時間是不夠的，還必須把富余的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領域，才有可能使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對農業生產要素(諸如土地、勞力、資金)的配置起著調節作用。根據邊際效益遞減規律，假設土地的邊際效益遞減了，就會有資金(技術裝備的貨幣形態)來替代它。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就在于優化要素配置，但就我國農村當前的實際情況看，相對于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勞動力價格甚為低廉，而其他相對稀缺的要素價格則是較為昂貴的，從而使得勞動力要素很難被替代出去。由于土地(包含耕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勞動力則隨著人口的增加而不斷增加，使得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近年來不僅沒有提高，反而趨于下降。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生產連社會平均利潤率都產生不了，資金也就很難進入農業領域，在農業中物化勞動替代活勞動，資金替代勞動力的機制，也就很難形成。

本來，在難以改變我國土地資源短缺的條件下，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進而增加農民收入的另一條途徑，就是通過轉移剩余農業勞動力和土地使用權的流轉，重新調整農業生產經營規模，讓留在農業領域的勞動力擁有足夠的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商品率的土地。但是，由于現階段我國城鄉非農業部門的擴張，還不可能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將農村中的剩余勞動力全部吸納，這就很難在短時間內為實現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創造必要的環境條件。與此同時，我國是個人多地少的國家，人地關系相當緊張，對于大多數地區的農民來說，除了土地，還沒有其他穩定的生活保障手段。土地既是農民最基本的生產要素，又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進一步說，在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情況下，耕地所承擔的農民福利保障功能，遠遠“超越”了耕地所承擔的生產要素功能。在耕地福利化趨勢下，公平原則必然高于效率原則。這就必然極大地限制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綜上所述，當前制約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和農民收入增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產要素的流動不能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以及與此相聯系的由于市場取向改革目標還漢有到位，市場體系發育還很不完善，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還沒有完全消除，使得農村嚴重過剩的生產要素(主要指勞動力)流不出去，農村甚為稀缺的生產要素(如資金、技術和人才)流不進來，一句話，正常的生產要素流動嚴重受阻。這是近年來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農民收入增長趨于緩慢以及農村經濟發展不快的根本原因。同時，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繼續深化市場取向改革，徹底打破城鄉分割的傳統格局，真正地把自、平等權和發展權還給農民?；仡欀袊r村改革與發展的歷程，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即中國農村必須經歷三次深刻改革，才有可能引導農民最終走上富裕的道路，從根本上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三農”問題。第一次是從僵化的農村體制下解放出來，把生產經營啟還給農民；第二次是從極其有限的土地中解放出來，在農村地區發展二、三產業。這兩次變革已經基本上完成，現在正經歷著第三次變革，即從傳統的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實現城鄉一體化，使農民同市民一樣，享有平等的生存權和發展權。

二、統籌城鄉發展與壯大縣域經濟

從理論上說，要解決三農問題，就必須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而如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呢?黨的十六大報告有個突破性的提法，這就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這是很有針對性的。長期以來，我國政府一直是重視解決“三農”問題的，但為什么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過去對“三農”問題的認識以及尋找解決“三農”問題的途徑，僅僅把眼光局限在“三農”本身，即就“三農”論“三農”。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這個新的提法突破了傳統的就農業論農業、就農村論農村、就農民論農民的舊框框，站在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來考慮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但是，最近又出現一種傾向，即有些同志把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簡單理解為跳出“三農”抓“三農”：即解決農業問題靠工業化；解決農民問題靠市民化(把農民變市民)；解決農村問題靠城鎮化。這種觀點有對的一面，但還不夠全面。正確的提法應當是：跳出“三農”抓“三農”與立足“三農”抓“三農”相結合。從我國國情出發，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和加快城鎮化進程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良性互動關系，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如果農村經濟繁榮不起來，城鎮化進程就不可能加快，如果忽視了農業和農村自身的現代化，“三農”問題也不可QB得到解決。所以，黨的十六大報告在論及“三農”問題時，是用兩句話來概括：即“全面繁榮農村經濟，加快城鎮化進程”。這就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集中表現。

對于處于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來說，相對于城市，農村所蘊藏的潛在力量要大得多。只要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不管經濟社會發展程度如何，在農村這個遼闊的區域內，總是蘊藏著比城市豐富得多的可供利用的初級產品、勞動資源和自然資源。不僅如此，隨著我國農村經濟由單一的農業經濟向多部門、多層次、多功能的經濟結構的轉變，隨著我國農村經濟的全面發展和農村現代化的逐步推進，在農村區域內將會集中全國相當一部分工業、商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旅游業和其他服務業，農村經濟的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農村經濟的繁榮，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繁榮。這是由中國的具體國情所決定的。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年末預報統計，2003年全國鄉鎮企業將實現增加值36600億元，支付勞動者報酬9000億元(農民人均910元)，吸納就業人員13500萬人(占農村勞動力比重超過28%)。從總體上說，我國縣域經濟還是以農業和農村經濟為主體的經濟，也可以說是農村經濟的基本單元。這就決定了縣委、縣政府要把農村工作作為各項工作的中心，縣域經濟要以農村經濟為中心。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三農”問題，其落腳點應放在縣、市，這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最直接操作平臺。還須指出，縣域處于城鄉結合部，是城鄉匯合點，因而應該成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環節。與城鄉協調發展相比，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是站在更高的層次上，強調的不僅僅是城鄉共同發展，而且是城鄉相互融合，以城帶鄉，以鄉促城的互動式發展。從實際解決“三農”問題以及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考慮，縣(市)這個層次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首先，作為宏觀和微觀的結合部，在發展規劃的制定、經濟結構的調整、產業開發重點等一系列發展重大問題上，縣(市)都具有相對的、較大的自；其次，作為承上啟下的行政管理層次，具有比較完備的管理職能，Q8夠有效地調整縣域內各產業之間的關系，統一各部門的力量，兼顧縣(市)、鄉(鎮)、村三個層次，履行統籌、協調、組織、服務功能，統攬縣域經濟發展全局。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始終堅持“強省先強縣(市)”的原則，走出一條專業市場、塊狀產業和小城鎮建設相互促進，發展縣域經濟的獨特路子。2000年浙江省全省38個縣、24個縣級市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310億元，占全省的71%；財政收入達283億元，占全省的43%。2003年，浙江省農村有2／3勞動力從事二、三產業，農民純收入增量中有80%來自非農產業?？h域經濟的發展和壯大，不僅迅速推動浙江省成為全國的經濟大省、經濟強省，其在全國的排位，從第十二位進入前四位，而且顯著提高了全省勞動者的就業水平和收入水平。浙江省農民收入增長幅度連續18年居全國第一，這正是發展縣域經濟的結果。

三、統籌城鄉發展與小城鎮建設

長期以來，在城市化問題上存在著認識上的偏差，即認為城市化是為了解決現有城市建設發展速度問題。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改革開放25年來，我國一直把城市化的重心放在城市自身的建設上，雖然我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規模都有很大發展，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也有顯著的提高，但城市化程度卻明顯滯后，究其原因就在于忽視了農村自身的發展以及在農村自身發展的基礎上促進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這就涉及到黨的十六大報告所論及的“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的實質是什么?我們認為，最根本的一點，就是指它是和解決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換句話說，城鎮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實現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逐步優化城鄉人口結構，為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創造所必需的環境條件。如果說，以往發展大中小城市，是在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下運行的，始終沒有顧及“三農”問題的解決，甚至是以損害“三農”為代價；那么，當今的小城鎮建設則是著眼于解決“三農”問題的。也就是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所指出的“發展小城鎮是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大戰略”。當前我國“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收入問題；收入問題的核心是就業問題；就業問題的核心是城鎮化滯后。從黨的十六大報告的體系看，關于加快城鎮化進程的要求，都是結合著繁榮農村經濟的內容提出來的。

小城鎮是一個區域性概念，從狹義的小城鎮概念出發，小城鎮既有城市的特征，又有鄉村的特征。小城鎮具有城市的特征，指的是它是以一個中心點為依托，以中心至輻射點為半徑所構成的區域網絡。所不同的是小城鎮的輻射點是周圍的村。換句話說，小城鎮最大的特點是建立在周圍鄉村的基礎上，作為小城鎮中心的鎮，它的形成、發展與周圍鄉村發展的特點，乃至興衰有著密切的關系。改革開放20多年來，蓬勃發展的小城鎮已經成為區域性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擔當起帶動廣大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任，在農村居民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的變革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富裕起來的農民，要求既有豐富的物質生活，又得有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享受到城市的文明。而小城鎮經濟的發展帶動了小城鎮建設，日益配套的文化、教育、衛生、娛樂等設施，極大地豐富了農民精神生活，提高了農民的素質。小城鎮的發展是縮小城鄉差別的重要因素。作為我國廣義城市的重要構成部分的小城鎮，不僅僅是大小城市功能的自然延伸，而且往往是當地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因而是聯結大中城市和農村的橋梁。因此，小城鎮不僅要發展成為吸納和接收大城市功能輻射的地區，同時也要建設成為具有一定輻射和帶動能力的農村區域經濟文化中心。

對中國來說，發展小城鎮是個大戰略，也是逐步變農村為城鎮、變農民為市民的動態過程。這個過程是與農村工業化、農民職工化、市民化相互交織、同步運行的過程，是城鄉經濟發展、農村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其基本動力則是農村工業化。反過來，小城鎮建設又會大大推動農村工業化的發展和農村社會的進步。在過去的相當長時間，中國一直停留在農業社會，農民太多是其貧窮的根源，要讓農民富裕起來，就要讓農民減少下去。不把農民變非農民，中國就無法實現現代化。而小城鎮分布于廣大農村之中，既具有農村的某些優勢，又能發揮城市的一定功能，只要建設得好，對周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引力是相當大的，可以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棲息地和向城市化過渡的前沿陣地。況且，隨著小城鎮的發展，還可以逐步提升為小城市、中等城市。最近幾年，國家城建部門在重視大中城市建設的同時，已經開始把重點放在鞏固、提高現有小城鎮方面，并在這個基礎上建設起一批起點較高、經濟和社會效益俱佳的新型小城鎮，逐步形成以中心城市為依托、縣城為龍頭、小城鎮為網絡的城鎮化體系。這就是理想的中國特色的城鎮化之路。

我國人口眾多，又處在經濟體制變革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雙重轉折時期，無論是農村或者城市，就業壓力都相當大。這就給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勞動力、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變帶來特殊的困難，這就決定了實現城鎮化目標將是一個比較漫長的漸進的社會轉型過程。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城鎮化會表現出多種多樣的過渡形態，就業形式也會表現出多種多樣的過渡形態。其中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在相當程度上是采取不完全轉移方式。這是和我國農民缺乏社會保障聯系在一起的。對于我國農民來說，在今后相當長時間內，土地不僅僅是農業最基本的生產要素，而且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基本上是以追求相對較高的經濟收入為目標和動力，因而基本上屬于一種經濟行為。一旦城市失去就業機會，或者城市就業成本過高，他們就會退回到農村，因為農村還擁有長期而又穩定的承包地。這就涉及到我們所要加以分析的“農民工”問題?！稗r民工”是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農民工”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是和城鎮化的本質要求相背離的。許多“農民工”雖然在城鎮打工多年，卻始終是城鎮的邊緣群體。他們和原有城鎮職工相比，付出同等的勞動得不到同等的經濟待遇，甚至付出加倍的勞動，也得不到同等的經濟待遇。由于有城市戶籍的正規就業職工的利益是剛性的，他們的工資水平一般是呈上升的趨勢；農民工的利益則沒有保障，同時由于進城“農民工”隊伍越來越龐大，數量越來越多，供大于求的趨勢有增無減，使得“農民工”的工資水平越來越低，更談不上享受原有城鎮職工的各種社會福利待遇。如此龐大的“農民工”隊伍，雖然已經從農村走向城鎮，卻不被城鎮所完全接納。這就不難理解，“農民工”現象的出現，是與城鎮化進程嚴重滯后聯系在一起。

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改變傳統的城市化理念。傳統的城市化理念是產生于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經濟體制。在以往的一個相當長時間內，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在城鄉隔離的環境下完全獨立于農村而運行的。這就使得迅速增加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無法被城市所吸收。而目前我國正在進行著的城鎮化進程中，卻直接面對的是廣大農村，九億農民。在這種新的背景下，城市化的理念就必須更新，即不能僅僅理解為“單向城市化”，還應當理解為農村通過自身的發展以及城市文明的普及，逐步轉化為城市?！皢蜗蜻\動”必然是少慢差費；“雙向運動”必然是多快好省。由此決定了我國城鎮化的工作重點，應當放在農村。只要我們冷靜地思考一下，就會逐漸意識到，我國城鎮化所面臨的諸多問題，與其說是在城市，不如說是在農村。要加快城鎮化進程，就必須致力于農村的現代化。如果農村經濟繁榮不起來，城鎮化進程就不能加快；如果忽視了農業和農村自身的現代化，忽視了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三農”問題終究不可能得到解決，更談不上把“農民工”轉變為市民。我國城鎮化進程，包含著農村人口自身的生活消費方式、閑暇生活方式、社會交往方式、工作方式、思維方式、價值標準及接受現代文化傳播和受教育的程度等各種因素在內的變化，其實質是農村社區生產力結構、生產經營方式、收入水平與收入結構、生活方式、思想觀念、人口素質等方面與城市文明逐漸接近、趨向同一的歷史過程，是城鄉差別逐漸縮小，并最終走向城鄉一體化的歷史過程。在城鄉差別還相當懸殊的情況下，要加快城鎮化進程是相當艱難的。而小城鎮又是農村的經濟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離開了小城鎮的發展，離開小城鎮的輻射帶動作用，農村經濟就繁榮不起來，城鄉差別就很難縮小，更談不上把“農民工”轉變為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