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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格調多呈現灰暗、感傷、頹廢的色彩

“感傷主義”（也被郁達夫稱作“殉情主義”）深受郁達夫的推崇：“把古今的藝術總體積加起來，從中間刪棄了感傷主義，那么所余的還有一點什么？莎士比亞的劇本，英國18世紀的小說，浪漫運動中的各詩人的作品，有哪一篇完全脫離感傷之域？”［3］243“感傷主義”的主要特征是“缺少猛進的豪氣與實行的毅力，只是陶醉于過去的回憶之中。而這一種感情上的沉溺，又并非是情深一往，如萬馬的奔馳，狂飆的突起，只是靜止的、悠揚的、舒徐的。所以殉情主義的作品，總帶有沉郁的悲哀，詠嘆的聲調，舊事的留戀，與宿命的嗟怨。”［1］128－129他認為這種文學思潮產生的語境是“國破家亡，陷于絕境的時候”，或是“生活不定的時候”［1］129。郁達夫的文學實踐也頗受“感傷主義”的影響。無論是在創作中還是在翻譯中，他都極其注重主觀抒情，著意描寫人生的悲苦和不幸，重點刻畫人的精神痛苦和情感危機。“閱讀郁達夫的小說，濃郁的感傷氣息可謂撲面而來：感傷的個性與心理，感傷的情節與環境，感傷的情緒和氛圍，感傷的抒情與敘事……這一切因素的融合，構成了郁達夫小說的感傷美學風格。”［4］49《南遷》中的伊人學識淵博、才華橫溢，外語水平很高，還深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同情大眾。他胸懷三大抱負：金錢、愛情、名譽，有志為祖國奉獻青春和智慧，卻又為社會所不容，報國無門。最終他的理想破滅，縱情酗酒，自甘墮落，憂傷、凄涼無處不在。難怪人們常說，郁達夫的《沉淪》是悲鳴之作，《蔦蘿行》是悲哀的結晶，《寒灰集》是訴苦愁的哀曲，甚至連《春潮》中對兒童生活的描述也含著淡淡的哀傷和童心早熟的苦淚。讀郁達夫的譯作，我們也幾乎感受不到快樂和陽光，只有灰暗的色彩疊加著頹廢、感傷、陰郁、悲苦等情緒，逐漸將讀者的視線引向悲苦的人生，將讀者的情緒引向憂郁、低沉。《幸福的擺》為我們彈奏了一支凄美的愛情悲曲：高中教員華倫愛上了百萬富豪的女兒愛倫琪兒瑪，卻因為門第差異無緣牽手，只能眼睜睜看著心愛的姑娘嫁入豪門；從此華倫開始浪跡天涯，直至彌留之際，他才聽到他鐘愛一生、等待一生的女人說：“我是愛你的，老早就愛你的，還沒有把你忘記過。”［2］73這個故事還揭示了這樣一個生活哲理：期待越高，失望越大；而當你無欲無求時，便再也沒有失望和痛苦了。還有《馬爾戴和她的鐘》、《一女侍》等幾部譯作也都是關于普通人的悲劇，其中的主人公或因失去了他們的最愛而過著凄慘、孤獨的生活，或因過度勞累、憂郁而失去健康乃至生命。故事的色彩都是灰色的，情調都是感傷、沉郁的。

強調作品的主觀性、抒情性，而不注重

故事情節的設計和人物形象的刻畫郁達夫的小說常被稱作散文化現代抒情小說或“自敘傳小說”，這是由他首創的一種新的小說體裁。這種小說一般沒有復雜曲折的故事情節，也不注重精心刻畫人物形象及性格，但是它注重主人公通過直抒胸臆的反復詠嘆表達自己的主觀感受，展示自己的心理活動和內心獨白，作品的語言多為娓娓道來的抒情散文式的，簡單質樸、清新綺麗、韻味十足、流動性鮮明，彰顯著散文詩的風格，作品中鮮有人物對話，并自由地插入詩歌等。這與傳統的情節小說截然不同。譬如他的早期代表作《沉淪》就沒有生動曲折的情節，對主人公的形象、性格等著墨也不多，但是對主人公主觀情緒的宣泄、內心苦悶的傳遞卻是濃墨重彩。他的后期代表作《遲桂花》同樣沒有離奇的情節，沒有復雜的人物關系，也沒有鮮明的典型人物形象。作者以“遲桂花”這種自然景物為自己情感與理想的隱喻，是一個象征性的抒情形象，其他主要人物形象也多是象征性的抒情形象。郁達夫的譯作也多注重主人公的心理及情感的表達，而不注重曲折情節的構思和鮮活人物形象的刻畫。《馬爾戴和她的鐘》中的孤女馬爾戴自雙親去世后便失去了歡樂，離群索居，十年里與一個“她最能談話的伴侶”［2］10和她“在一道的經過了許多甘苦”［2］14的舊鐘相依為命的哀婉故事。其中的主要人物只有“我”和馬爾戴，所謂的情節也不過是以時間為線索，白描了馬爾戴從天真的少女直至人近中年時暮氣沉沉的生活，其中穿插了些許對往事的簡單回憶。然而小說對馬爾戴凄清、封閉、孤寂、苦悶等心理及情感的傳遞，卻是非常成功。《一女侍》則以悲哀的語調講述了一個愛爾蘭姑娘的凄慘遭遇。她漂泊到巴黎，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個咖啡館里做女招待，她得了肺炎卻無錢看病也不能休息。該作品同樣沒有用很多的筆墨刻畫女招待的形象，也沒有生動、曲折的情節描繪女招待的悲慘經歷，只是通過“我”的旁觀視角，夾雜著女招待輕描淡寫的自我述說，以及咖啡館里其他客人所透露的一些信息，最終繪成了一幅被命運“撥弄到極邊的咖啡館”［2］24的女招待悲慘一生的素描。郁達夫的譯作中也鮮見濃墨重彩地描繪人物形象、刻畫人物性格，而是多通過對人物心理、情感的描述，通過周圍人的視角和語言，反映主人公的性格、境況及命運等。（四）對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偏愛郁達夫在日本留學期間就閱讀了1000多部外國文學作品，深受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影響。郁達夫認為浪漫主義“把理智和意志完全拿來做感情的奴隸。情之所發，不怕山的高，海的深，就是拔山倒海，也有所不辭”［1］131；它是“情熱的、空想的、傳奇的、破壞的”［1］131。郁達夫非常崇拜盧梭（被其稱為“盧騷”），認為“他的精神，到現在還沒有死，他的影響，籠罩下了浪漫運動的全部”［1］375；世人對盧梭的不公正批評令郁達夫極為憤慨：“喜馬拉雅山的高，用不著矮子來稱贊，大樹的老干，當然不怕蚍蜉來沖擊，……小人國的矮批評家，你們即使把批評眼裝置在頭頂的發尖上面，也望不到盧騷的腳底，還是去息息力，多讀幾年盧騷的書再來批評他吧。”［1］359郁達夫還撰寫了《盧騷傳》和《盧騷的思想和他的創作》等文章，翻譯了盧梭的著作《一個孤獨漫步者的沉思》，極力向中國讀者推薦盧梭。在盧梭的影響下，郁達夫格外強調文學的主觀性，認為自我表現是文學的主要功能，文學中的情感表達遠重于理性思考，文藝的重點應放在個人經驗、個人想像及個人情感的傳遞上，文學家應更多依賴自我感覺。郁達夫的小說，如《沉淪》、《春風沉醉的晚上》、《茫茫夜》等多帶有濃郁的浪漫主義氣息，他所翻譯的小說，如《一位紐英格蘭的尼姑》、《愛的開脫》、《理發匠》等也都帶有鮮明的浪漫主義色彩。郁達夫先天的感傷氣質以及后天造就的憂郁氣質使得他對充滿凄涼、哀婉、痛苦、憂傷等格調的文學作品格外偏愛，所以他對唯美主義情有獨鐘。他曾撰寫了《集中于〈黃面志〉的人物》介紹王爾德等唯美主義作家，還寫了《讀了珰生的譯詩而論及于翻譯》，評價珰生詩歌的翻譯問題并據此提出了“學思得”翻譯觀。他的小說《銀灰色的死》就是取材于珰生的一段羅曼史。“寫《沉淪》的時候，在感情上是一點兒也沒有勉強的影子映著的；我只覺得不得不寫，又總覺得只能照那么地寫，什么技巧不技巧，詞句不詞句，都一概不管。正如人感到了痛苦的時候，不得不叫一聲一樣，又哪能顧得這叫出來的一聲，是低音還是高音？”［1］466這正是他感傷、苦悶、厭世、頹廢等唯美情緒的一種近乎真實、自然的宣泄。他的譯作《一個殘敗的廢人》、《馬爾戴和她的鐘》、《幸福的擺》等也都具有鮮明的感傷、頹廢、苦悶等唯美傾向。

郁達夫創作與翻譯的美學一致性的其他佐證

對于翻譯，郁達夫認為，“譯文在可能的范圍內，當使像是我自己寫的文章，原作者的意思，當然是要顧到的，可是譯文文字必使像是我自己做的一樣”［1］615。可見，他在尊重原作者的思想及原作意義的同時，強調要以創作的精神對待譯文，并盡量使譯文在文字、風格等方面與自己的創作風格保持一致。他同時代的作家、評論家也認為他的翻譯與創作有著諸多的相似性。鄒嘯認為郁達夫“所譯的《小家之伍》幾乎是他的創作，因為那些外國人所要說的話正也是作者自己所要說的話。”［5］序1還有，《幸福的擺》發表后，很多人誤以為它是他本人的創作，沈從文就是其中一例，他以為這是郁達夫自己所做的小說，只不過是“加了一個外國人的假名而已”［1］628，因為它在表現手法和寫作風格上與郁達夫所創作的小說有著極大的相似性。后世的研究者也認為郁達夫的翻譯與創作有著明顯的一致性。謝天振、查明建說：“創造社的另一位重要作家郁達夫……的翻譯活動與他的創作有著特別密切的關系，翻譯的選擇和其創作中的借鑒有著明顯的一致性。他所譯介的俄國作家屠格涅夫和德國作家林道，恰好都是對其創作影響極大的外國作家。”［6］76劉久明也持相似的觀點：“郁達夫的小說不僅在表現內容和人物塑造上與施篤姆有著許多相似之處，在藝術風格上，也明顯地借鑒了施篤姆。”［7］162這些都進一步證明了郁達夫的創作與翻譯確實存在著明顯的美學一致性。

郁達夫創作與翻譯的美學一致性的影響及意義

郁達夫創作與翻譯在美學上存在著鮮明的一致性這一特色，反映了創作與翻譯之間的互動關系，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和諧共生、共同發展。首先創作影響翻譯。承擔翻譯任務的譯者，不可能不受到目標語語言、文學及文化的影響；譯作的意義，也誕生于目標語的語言及文化語境之中，它必然要受到目標語語言、文學、美學及文化等觀念的制約。有些情況下，譯者在翻譯選材時就刻意尋找與目標語中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作品的特色、風格相類似的原語作家之作品來翻譯，或者在翻譯過程中有意采用相似性的翻譯策略，刻意采用與目標語文學作品的語言文字、篇章結構、寫作風格等方面相類似的手法來翻譯，使讀者感覺似曾相識，在心理上產生親近感，這有助于譯作在目標中的接受和傳播。反過來，翻譯也影響創作。有些創作就是在翻譯的影響和刺激下而誕生的，有些創作本身就是著意模仿翻譯作品而為的，其中的語言、結構、主題及寫作手法、美學特色等均與翻譯作品有著很大的相似性。好的翻譯可以使一些原本一般的原語文本得到較好的闡釋與傳播；也能使一些原本較差的原語作品獲得新生，以嶄新的面貌走入讀者視野；還能使一些原本優秀的原語文本更加生機勃發，光彩照人。出身于文學家的郁達夫，他的翻譯自然會受到他的創作經驗及技巧的影響，同時他也會主動選擇一些與自己的美學品味、寫作風格比較相近的作家作品來翻譯；身為翻譯家的郁達夫，他的創作也自然會受到他的翻譯經驗的影響，把在翻譯過程中學到的寫作技巧、敘事手法等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到創作中去。他于翻譯中學習創作，于創作中領悟翻譯，二者相互影響、相得益彰，最終錘煉出了一代文學宗師和翻譯大師。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個性鮮明的文學家和翻譯家，郁達夫非常偏愛散文化抒情小說。他所注重的不是如何對人生和社會現實加以客觀的反映或揭示，而是如何對作品中人物的主觀感受和心理情感進行率真而深刻的表達。這種獨具特色的寫作手法，強烈地沖擊了“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文以載道”、“抒情言志”等傳統文學觀及美學觀，為“五四”文學開創了新的文體形式，豐富了文學的表現手法，豐富了文藝美學的內涵。

郁達夫文學實踐中的這一特色還說明，對于一國之文學，翻譯與創作同等重要。盲目地崇洋媚外，只把眼光放在譯介外國文學作品而忽視本國的文學創作，必然導致本民族文學的滯后、衰落，必然導致它在世界文壇的失語和邊緣化；然而注重創作而忽視翻譯、過分褒揚創作而貶低翻譯或者把翻譯視為創作的附庸，同樣也是偏頗的，文學的近親繁殖必然導致創作才思的枯竭、寫作技術的陳腐，最終還是要招致本民族文學的枯萎和衰竭。一國欲圖文學之發展，必須翻譯與創作二者兼重，厚此薄彼或厚彼薄此，都將誤入歧途。這對于當下及今后的文學建設都具有警示性意義。

作者：張萬敏馬建華單位：長春師范學院外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