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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太平天國革命爆發以后，清代的政治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央與地方出現了權力再分配的格局。在太平天國的沉重打擊下，清政府不得不實行放權督撫的政策，允許地方進行自救。清政府這種政策調整的結果，造成國家權力由中央到地方的逐漸下移，以皇權為核心的中央集權體制逐漸為以督撫為核心的地方分權體制所取代。清王朝一體化的集權體系受到極大的動搖，出現了一個權力與資源分散的小過渡，從而為中國現代化的啟動創造了良好的政治前提。

關鍵詞：太平天國運動；現代化；權力再分配

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實質上是歷史觀與價值觀的統一。馬克思在解釋社會歷史運動時，既不把歷史看作預成存在，不受價值影響的自在進程，也不把歷史看成毫無規律，可以根據主體的自由意志任意決定的結果。而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相統一的過程，是歷史必然性與價值選擇性兩種力量互動的結果。這種必然性與可能性，客觀性與主體能動性之間的辯證法，體現了人類社會在一般趨勢下出現的發展道路的多樣性。這是我們進行現代化建設，選擇現代化道路的深刻的理論基礎。

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發生的第三次革命性轉變，它是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國家從農業文明或游牧民族逐漸過渡到工業文明的過程。由于知識爆炸，科技進步和工業革命所提供的客觀因素，現代化不能不具有世界性的彌散和擴張性質，因此在歷史上現代化又被稱之為西化，歐化或工業化。然而，必然性與價值選擇性的辯證法決定了現代化具有更豐富，更深刻的內涵，它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向歐美國家認同的過程，其間必然包含著每個國家在各自的歷史文化視野中對現代化的不同的價值取向和模式選擇，它是一個民族在其歷史變遷過程中文明結構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諸層面在內的全方位的轉型。

當現代化啟動之后，為了在變遷的社會中形成統一的全國經濟和政治網絡，加強國家內部的政治整合和社會整合，就必須建立一個具有現代取向的，高效有力的中央政府，這是政治現代化的必然選擇，但是，中國特殊的社會結構又決定了政治現代化選擇的價值取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太平天國革命為中國現代化的啟動創造了權力分散的良好的政治前提，它改變了晚清的政治格局，震撼了清王朝一體化的集權體系，權力資源逐漸分散到地方手中，從而實現了現代化的最初反應一洋務運動，真正開啟了現代化的實踐。

晚清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嬗變，應以太平天國為分水嶺。在此之前，清王朝是一個高度集權和極端君主專制的封建政權，自太平天國運動發生以來，其權力結構從中央到地方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隨著地方勢力的抬頭與官僚階層內部的分化，清王朝的王權危機正日益擴大。

首先表現為督撫專權。自古以來，中央王朝對地方政治勢力的增長非常警惕，清政府為了加強對地方的控制，在省級設立總督衙門與巡撫衙門，總督與巡撫在地方上的權力既各有所分，又相互牽制，從而便于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但是，太平天國運動爆發以后，清朝的正規軍受到重創，不得不擴大地方武裝的力量，這樣就出現了中央軍權下移，地方上軍政合一的局面，其主要標志乃是湘軍的興起，湘軍建立的主要目的是對付太平軍，隨著湘軍勢力的不斷增強，其職能也發生了變化，不再是護衛一方的地方武裝，而是維系清朝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對于曾國藩極其湘軍的崛起，清廷在軍事上有利用它的一面，同時在政治上還有限制它的一面。但是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形勢逼人。清廷已無力對抗，只好任命曾國藩為兩江總督兼欽差大臣，集軍權與政權于一身，從而邁開了督撫專權的第一步。為了便于作戰，曾國藩又利用自己的權力把大批湘軍將領舉薦為封疆大吏，接著各省的巡撫又將自己的部將舉薦為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這樣就出現了以曾國藩為首的湘軍政治集團，同時。他們還因襲湘軍軍餉自籌的習慣控制了地方財政，此外，湘軍集團還排斥異己，任用親信控制了地方用人權。這樣，湘軍集團控制了東南各省的軍權，政權，財權與用人權，上下相應，成為一股強大的地方政治勢力。

其次是造成了官僚階層的分化。伴隨著督撫專權的出現，清政府官僚階層發生嚴重分化，這種分化傾向表現為兩個層面。一是上層漢族官僚勢力的增長，二是洋務政治派別的興起。

清政權建立以后，清政府極力把自己打扮成中國傳統的合法繼承人，并且任用大批漢人以鞏固政權，經過多年的發展，滿族與漢族之間的矛盾雖有所緩和，但兩個民族之間在政治上的差異與猜忌仍然存在。清朝統治對漢族官員始終抱有戒備之心，雖然在表面上滿漢官員一律平等，但實際權力仍操縱在滿官手中，道光以后，由于面臨嚴重的內憂外患，尤其是太平天國革命爆發之后，漢族官僚的勢力逐漸增長，清廷滿漢官員之間的政治格局開始改變。太平天國起義后，清廷的八旗，綠營經制之師受到重創，一蹶不振。許多滿族官員面對這種危機卻無能為力，于是清廷被迫起用大批漢族官僚，任命他們為團練大臣，在各地舉辦地方武裝以對抗太平軍。這樣一來，漢人官僚與士紳在地方的勢力得以擴張，最典型的就是以曾國藩為首的漢人湘軍集團的興起。以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為代表的湘軍將領，多是一批經世儒生，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滿族官僚知悉這些情況，決定利用他們去對付太平軍，結果使一大批漢人官僚興起，湘軍集團因此而由一般軍事武裝變為強大的政治勢力，導致了督撫專權的局面。可見，督撫專權不僅標志著地方勢力的抬頭，而且也反映了漢族官僚勢力的擴張，這種局勢的發展最終導致了清政權傾刻之間的土崩瓦解。

清朝官僚分化的另一個標志是洋務派的興起。洋務派的出現也是清朝面臨內憂外患危機時的產物。鴉片戰爭期間，以林則徐，魏源等為代表的一批官僚士紳主張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同時改革國內的弊政。無疑，他們是最早具有“洋務”思想的代表。但是，這批人在當時的官僚中屬少數派，而且除林則徐外，這批人中多數人并無多大權力，影響不了清廷政治。但是當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后，隨著地方勢力的抬頭，這些封疆大吏擁有相當大的權力，在與西方國家聯合鎮壓太平軍的過程中，他們親身體會到西方先進武器的厲害，從而更加堅定了他們學習西方，自強求富的決心，這就是洋務派產生的歷史條件。隨著洋務派勢力的不斷增強，在朝廷內部很快分化出以大學士倭仁，徐桐等為首的保守派政治勢力，他們主張遵從祖法，反對學習西方，認為洋務派的行為是“用夷變夏”，出賣國家。這兩種對立的政治勢力的不斷斗爭，不僅加劇官僚階層內部的分化，而且也加劇了清朝政局的不穩。

可見，太平天國運動為清政權播下了毀滅的種子。由太平天國運動引發的督撫專權，使清朝中央的軍政權力下移，促成了地方勢力的增長；漢族官僚與洋務派的興起，導致了統治階層內部的嚴重分化，使晚清政局更加動蕩。所有這一切都嚴重削弱了清朝中央的政治權力，動搖了清廷統治的政治權威。隨著這種分離傾向的擴大，清朝統治終于陷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從而為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啟動創造了良好的前提。